□张学宾
延安市宝塔区卫生局共有20名公务人员,4月6日至13日,其中10人去香港、澳门旅游。而这次集体旅游,该局不但没有向宝塔区政府汇报出省事宜,还向区政府谎称去省卫生厅开“公立医院改革推进会”。实际上,这次会议早在2月份就举行过了。(2012年04月18日 西部网)
在战争年代,群众中曾流传着“共产党会多,国民党税多”的俗语,这是对共产党组织会议多、解决问题多的褒奖和对国民党搜刮民脂民膏的鞭挞。开会是我党从长期革命工作中总结出来的宝贵工作方法,是解决问题的重要手段。开会不仅能交流思想,还能在决策过程中吸收更多人的意见,集思广益,避免“一言堂”,使工作少受损失。要想干好工作,开会是必不可少的。
但是,随着经济社会的发展,物质生活越来越丰富,有些人开始不断提高会议的规格,不管问题解决多少,热衷于先从外在形式上做文章:主席台上摆鲜花、要灯光、安音响、拍录像。会议的名目也越来越多:参观学习会、经验交流会、业务培训会等等不一而足。更可怕的是会场的范围越来越广:跨县交流、跨市学习、跨省考察,有的甚至把会开到了国外。有时一个会议真能让参会者跑遍大半个中国,搞得疲惫不堪。究竟这些华丽的会、繁琐的会、长时间大范围的会能起多大作用鬼才知道。当年毛泽东同志放弃了留法勤工俭学的机会,他认为革命要成功,还是要多研究中国国内的情况。这说明,与其组织领导干部到处开会考察,远不如给他们足够的时间深入基层搞好辖区内的调查研究,根据本地实际情况制定可行性政策,促进经济发展,让群众得到实惠。
艰苦朴素是党的优良传统,中央曾三令五申要求改变文山会海的现状,广大干部群众也支持少开会、开短会、开简会。会议能不能解决问题,起决定作用的是领导干部的思维水平和决策水平,与外在因素没有必然联系。七届二中全会这样载入史册的会议,会场设在了小山村西柏坡,却解决了中国革命重心转移的重大问题;刘少奇同志在田间地头主持召开的土改会议,掀起了轰轰烈烈的土改运动。会议开得太多太繁琐太奢华而内容空洞,不仅增加了行政成本,也使干部群众对形式主义的做法产生反感,这样就会失信于民,疏远党同人民群众的关系。
话再说回来,延安10名公务人员之所以能谎称去西安开会而去旅游,就是钻了各部门组织会议太多的空子,拉大旗作虎皮,想出了一个听起来冠冕堂皇的理由逃避监督。尽管延安市宝塔区政府制定了会议报批制度,在目前形势下也不好操作,因为不管哪个部门外出开会提出申请也不能不批准,没有谁有那么多精力去调查一个会议的真伪。所以,解决好旅游冒充开会这个问题的关键,一是要加强监督杜绝公款旅游的抬头,二是要在精简会议数量上下功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