尊师重教是社会的一种风尚。在第27个教师节这天，观看胡锦涛总书记慰问老师的新闻后，过去的流金岁月被慢慢启封，从小学到中学发生在恩师身上的时间碎片历历在目，如同昨天。
教育是阳光工程。教师之所以被人尊重，尤其是得到学生的敬爱，是因其传道、授业、解惑和为人师表、教书育人的无私奉献。学校是社会的一个大缩影，围墙以外的细枝末节、零零碎碎或多或少在学校得到聚焦、翻版，颠覆性的、或叛逆性的，以搞笑的、滑稽的、幽默的形式出现，使晴朗的校园涂抹了些许灰色。记得我们小学四年级与五年级在一个教室上课。下课后，我和五年级的一个同学在黑板上胡涂乱写，刚从工农兵大学回来代一、二年级课的韩老师将我们俩人的头相互一碰撞，脑袋火烧火燎的，眼冒金星。嘴巴不说，心里在想玩笑开得也太重了。那时这个教师正同本村一个姑娘恋爱，小学生不懂事，私底下乐传着。趁他上课去了，我在他办公室的墨水瓶盒上写了“某老师与某女在谈恋爱”几个字，以示报复。这下招致大祸了，第二天，他气势汹汹地跑到我们教室，吼叫着：“是谁在我的墨水瓶上写的！”一个大队小学校一至五年级就那么百十个学生，翻翻作业本就能认出是谁的笔迹，何况平时他夸奖我的字比他写得还好呢。与其他查出来不如不打自招，于是我胆怯地说“是我”。他那个速度如同飞人刘翔一般跑到我的面前，右手揪住我的左耳，把我从座位上脚不沾地地腾空拽到讲台上，让我在黑板前整整站了一节自习课。痛定思痛，在那个年代，恋爱还没有如今自由开放，俩人的秘密不到水到渠成是一般不被外人窥视，而且他刚刚代课闲话多了岂不影响转正？他气恼着，一个不敬的学生识破了，让我这个受人尊重的老师脸往哪儿搁呀。他自知工农兵大学生，没有多少知识，授课水平只是每天给学生读读课文，在黑板上抄抄例题罢了，我的玩笑不是开得也太大了吗？
那个年代教师没“墨水”的多，大多半瓶子。“半瓶水才晃荡呢，”我的一位恩师经常这样取笑没有学识的老师。因此说，予人半瓶，必须自装满瓶——这是他自励和育人的信条。在我与我的一位语文教师一起参加高考时，结果我的语文分数比他还高出一分。几十年后，他把这一分一直作为勉励学生“青出于蓝”的师训，加以放大、渲染，同时也是自谦的表现。我想，那一定是个半瓶子水的老师误判的结果吧。
影响我一生的刘嘉宏老师，天大的秘密只有我一人知晓——他虽有大专文凭，但没进一天学校的门。他是我的小学老师，在一次劳动中，一名学生钝刀砍藤不利，砍手倒痛快，血涌出来，在山上找不到止血的办法，一个稍大点的女生嚷嚷道：“茶树叶嚼碎，可以止血”。我把此招学给喘着粗气赶来的刘老师听，可他看着受伤的学生心痛不已，蹙着浓眉，对我大发脾气：“还不快去！”茶树叶嚼起来至今还觉得苦啊，还真管用，那个学生的血顿时不流了。刘老师把我们送到小学毕业后，恋恋不舍地离开我们来到城关中学任教，他没有学历的软肋更怕同行知道，更加勤奋了，他的教案得到市、县教研组认可，数年的辛劳终于被评为全省优秀教师；他的书法二王体在全县有名；他教的学生也是桃李满天下，各个行业都有。越是学有所成，越是害怕别人知道他的底细。恩师在耳顺之年正是发挥自己才能的大好时机离开了我们，我想兴许就是只唯学历、不论本领的社会风气软肋所累的结果吧。
学历固然是老师的面子，个人生活以及政治面貌也是老师爱惜的面子。上中学时，一个女教师刚刚结婚，其老公每逢假期来与她缠绵，在晾晒被子时走漏的风声“被子怎么抹这么多浆糊呢”，被我们不谙世事的学生偷听到并糊里糊涂地传开了。传到她的耳朵后，认为是我这个话多的学生第一个传开的。找我去训话，她说我是丝瓜篓子——眼多，狠狠地训斥了我一顿，其代价是开始选我为学校宣传队二胡手的资格被告密的学生取代了，我是有口难辩。文革时期，老师最要命的是政治问题，我的班主任陈新老师因牵扯到他曾经当过国民党三青团员，被人装在麻袋里踢个半死，重返讲台后，他任我们高中语文课，把有限的生命投入到无限的教书育人中去，历史、地理没人教，他主动承担。刚刚恢复高考，我们学生虽减少了劳动时间，但每周半天的义务劳动仍不可少。为了拉拢我这个尖子生选择文科，为他争光，他每到星期六劳动时叫我帮他备历史课。此前我没上过一天历史，我只在他的历史教科书上划重点并抄在教案上，全当教案。后来我经不起数理化几个老师的轮番说教，最终选择了理科，一直没有听过他的历史课，因此，我备的教案是否被他选中不得而知。但依我对他教书“只有更好，没有最好”的认真态度看，他不会用我这个乳臭未干的学生草率的教案的。高考后，我远在外地上学，从同学来信中惊悉，我的这个班主任累倒在了三尺讲台上，但他没有获得应有的荣誉。尽管好胜心强的陈老师的班级年年是全校的先进班级，至死也没有从国民党三青团员的阴影中解脱出来。背信弃义的我，不扪心自问，反而为失去宠爱而对陈老师怀恨在心，离开学校再也没与他联系过，至今愧疚不已。
教师节是老师的节日，也是我们追忆老师的时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