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峻峰
一个人只能看到你眼睛看到的东西。换言之，就是一个人只能相信你眼睛看到的东西。这是后现代主义介入文学写作的表征意旨和意趣、计谋和技术，但同时强调，一个人只知道自己的内心。换言之，这世界除你自己之外，你并不会真正了解其他任何人、任何人的内心。这就涉及到了生活真实和艺术真实。后现代无疑是人类与时俱进的智识创造，并让文学于此发现自身过去叙事的缺陷和不足，包括古典主义、浪漫主义、现实主义、现代主义和它们无数不朽的经典，从而建构一种新的艺术可能和企图。因此在这里，一个人的“眼睛”和“内心”，是书写者“不可逾越”的狭窄和广大的界域，发生在其间的事件、记忆、认知、想象力、隐喻和虚构，正是解决和判断生活真实和艺术真实，及至描摹世界、诠释世界还是创造世界在写作意义上的最为尖锐也最为柔情的利器，我称之为“写作的刀刃”。
刀刃极其锋利，而我们必须面对，就像写作自身。于是行走和言说、艰辛和疼痛、肉体和精神、深情和挚爱，成为两轮，驱动着我三年来坚持进行所谓对中原人历史南迁以及陈姓氏族源起、流变的当下追踪、溯源和考察，用我的眼睛和两脚、愚笨和执拗、感悟和体受、沉思和玄想，以期探寻中国人氏族、宗族、家族、民族血脉渊源和文化传承，再现历史的行色和山水的景象，并注入现实深度的生命觉察和文化思考；诉诸言说，能有所文本叙事选择上的独立开掘和创新描述，完成和展现“历史”和“现实”的两个“在场”。
断续三年，就这样走过来了，走过那些山野、河流、胜迹、遗存、街衢、小巷、村落、民居，走访那些学者、专家、同行、友人、知情者和普通人，而当坐在桌子前，面对一大堆的论著、史料、卡片、光盘、照片、采访笔记、谈话录音、随笔感想，还有充电器、刮胡刀、身份证、银行卡、票据、毛巾、牙刷、肥皂、牙膏、裤头、袜子、相机、手提、移动硬盘、笔和纸，来进入文本的转换，抑或说文字的转换时，发现，一切都成为了“记忆”。而后现代强调，人惟有记忆，别无其他。时间随时淹没我们，生命抑或场景在时间中流逝和死亡，那么一切文学的书写都“惟有”和“记忆”有关，都已经发生过了，都是有关“记忆”的“追寻叙事”，都有了虚构性质。那么我知道了，彼一时刻，那些历史南迁的中原人不在了；此一时刻，路上行走的那个“我”离开了现场，也不在了，都在“转眼”之间，现在，只剩下“内心”，自己的“内心”。——希望真实，也有虚假，努力澄明，也有遮蔽，我委实没有足够的力量，摆脱历史繁复的搅扰，抵御传统文化的围困，走出宏大叙事的激情，抗拒浮躁时代的喧嚣；我也没有足够的耐心，将覆盖厚重意识尘埃下的母语、汉语、词语，从历史黑暗深处和当下世俗生活中打捞剥离出来，擦拭和洗涤，散发出它自身最为原始朴拙的气息和光泽，充满生命本质属性的精神洞见。
刀刃如此锋利，那么，旅行和写作都是一场博弈，既需要一个人的身体禀赋，也需要有坚韧的精神耐力，及其一次次开始、一次次结束的退却和忍让、溃败和胜利、死亡和新生。而最终发现，这一切的努力在通过文本的载体呈现里，并不是行走初衷里对历史文化寻根的目的实现，而是对文学叙事寻找的体验过程，因此这三年，对我——一个个体的书写者而言，观念与尝试，认识和实践，持守和嬗变，哲思和批判，拒绝和接受，都有着重要的意义。这样说，并不是我已经解决了文本创造和后现代先锋叙事，以及想象力和艺术虚构，而是我有了足够的信心；相信我的信心里有诗意丰美的大地，有广阔无际的蓝天，恩赐与我的深情与挚爱的感泣一隅。
暂且，行走结束了，言说也结束了；行走的过程也是丢失的过程，叙述的过程也是遗漏的过程，这让我至今，仍无法理解一如我文章中所提到的那些惯常见到的花朵及其色彩的妖娆艳丽；鸟雀在空中飞翔的姿态和它们对季节的敏锐感受；及至最卑微的小草，齿状或弧形的叶子奇妙地表达了永不为人知的自觉约束和规则；还有我最熟悉的屋檐下的那一张昨夜或者前夜织就的蛛网，其构思精美、丝缕有致的工艺，我至今不能知道这位自然大师是如何结构了这天赋才能与生存本能双重意义的作品。不是么，作为生活技能，是谁教会了它；作为完美想象，它又是从哪里获得灵感。一张蛛网，令我们措手不及；更大程度上，可能说明着我们对自然，永远的茫然和未知……
那应该是对上帝永远的未知。那么，回到眼睛，回到自己的眼睛，回到内心，回到自己的内心，你就是你自己的大师，你就是你自己的上帝。因此，我特别喜欢沈洁的这句话：“历史书写所传达出来的无法言说的温暖、震撼、战栗与沉重，它延展了时间的‘意义’”。每默诵一次，我的内心便涌来历史行色、云水激扬、流年碎影，及其慢慢沉落后的微苦和颤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