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云自小体弱多病，但他却活到了90高寿。他曾将自己比喻为“木炭汽车”（不用汽油而用木炭的汽车），走走停停。这样一辆“木炭汽车”行驶了90年，为党为人民作出了重要贡献，得益于陈云较好地处理了工作和健康的关系。
力争不倒 倒而可起
陈云长期身体不好，1947年4月，陈云致信高岗，介绍自己最近一年多时间里，由于条件艰苦、战争紧张、工作繁重，经常感冒发烧的情况，他明确表示：“我在力争一点：小事不做，只拿住决定命运的工作。我的口号是力争不倒，倒而可起。”
“文革”结束后，陈云重新进入决策中心，他仍然表态：“我的身体情况是很差的。我只能做最必要的工作。量力而行。”陈云晚年曾给薄一波写过一帧条幅:“多做就是少做，少做就能多做”，充分体现了他自己多年来处理工作和健康的体会。
新中国成立初期，陈云领导全国的财经工作。1950年，为调整公私关系，帮助私营企业解决困难，中财委决定于5月召开上海等七大城市为主的工商局长会议。在主持调整工商业筹备小组会期间，陈云感到自己体力不支，需要“充电”，否则有倒下来的危险。
当年4月，陈云向毛泽东、刘少奇、朱德、周恩来提出，为了开好这次会议，“请中央批准我乘隙休息五天。先休息者为避免开会紧要时发生感冒。近来试过两次，自己觉得快要倒下来了，来个先发制人，休息三天，就渡过难关，否则，依向例必倒。”经过5天休息，陈云精力充沛，成功主持了七大城市工商局长会议，解决了许多有关公私经济的具体问题。
陈云虽然非常注意自己的身体，但毫无疑问还是把工作放在第一位。陈云回忆，刚刚解放时，“三班倒、四班倒，上午、下午开会，晚上同周总理谈，午夜去找毛主席，安排得满满的。”因为过度劳累，身体虚弱，陈云不得不于1953年2月放下工作，住进北京医院检查治疗。医生认为必须有比较长期的休养，并建议他去苏联疗养。
由于国内大规模经济建设刚刚开始，陈云没有接受去苏联疗养的建议，而是留在国内疗养。
因病躲过数次劫难
因为生病，陈云还躲过了一些严厉的批评甚至严重的政治运动。
1957年12月至1958年2月，陈云因病休养期间，毛泽东在南宁会议上严厉批评反冒进，显然是针对陈云的。陈云听到会议传达后，很难再安心疗养下去，急忙赶回北京，数次检讨反冒进。毛泽东的气消了很多，虽然继续批评反冒进，但气氛缓和下来了。
1959年春，陈云常常感到呼吸急促，并发生过痉挛。庐山会议前夕，经毛泽东批准，陈云到江苏、山东等地疗养，未能参加庐山会议。如果他去参加，按照他的个性和一贯的认识，很可能会赞同彭德怀的意见，被打成反党集团亦未可知。
60年代陈云恢复工作不久，提出分田到户的观点，毛泽东很生气，陈云预感到一场政治风暴即将来临。1962年7月28日，陈云基于自己心脏病日渐加重的状况，致信毛泽东请假养病，不参加正在举行的北戴河会议。北戴河会议严厉批判了“黑暗风”、“单干风”，但因为陈云“有组织观念，守纪律，没有对外宣传”，毛泽东在会上没有点名批判他，只是停止了陈云中央财经小组组长的工作。
从1962年的北戴河会议直到1966年8月的中共八届十一中全会，陈云虽然仍是中共中央副主席，但却一直在外地养病闲居。这也许是他的幸运，如果他继续在一线参与领导，可能会像刘少奇、邓小平那样被打倒。“文革”全面发动不久，陈云回到北京，就包括1962年“右倾错误”在内的“严重错误”写出书面检讨。因此，“文革”中陈云虽然曾被造反派抄家，但并没有被批斗过，大部分时间都在休养，为“文革”结束后的重新复出积蓄力量。
严格自控生活起居
60年代长期赋闲之后，陈云严格做到了起居有时、营养平衡。他几乎不和家人一起吃饭，不请客，也不在外吃饭，需要他去应酬赴宴的时候，他一点不吃。
陈云还能很好地控制自己的情绪，保持平静、平和的心态。“文革”期间，造反派曾经到陈云住宅抄家，当时陈云己经转移住所，家里只有二女儿陈伟华一个人。陈云听女儿描述了抄家的事情后，不为所动，还是镇定如常。
陈云兴趣广泛。他年轻时曾经学过二胡，对京戏里的西皮、二黄都在行。解放后，夫人于若木建议他学弹琵琶，学了一段时间，弹起来也是像模像样。陈云对评弹的喜爱更是人所众知。他曾经深情地对评弹界人士说：“你们都是大夫和先生，不但治好了我的病，还教会听众许多知识。”
步入晚年后，陈云每天坚持写大字，锻炼身体，陶冶性情。他经常写的一个条幅是：“个人名利淡如水，党的利益重如山。”
【摘自《党史博采》张丽红/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