宁 白
人在清醒的时候，是容易把人和职业分开的；而在糊涂时，却总是把自己与职业混为一体。如从政者，认为他就是市长、部长的“转世灵童”，忘了自己也是吃五谷长大的凡人，仅仅是在某一时段，头上顶个“乌纱”而己。放眼职业圈，似乎清醒者不多。
这使我想起，那位曾入选“感动中国”的打假医生陈晓兰，有人问她，为什么要历经艰难去打假？她说：我们不可能永远是专家、是医生，可是，我们却早晚都会成为病人。一句大实话，把人与职业的关系说得清清楚楚。正是知道了职业对人的生命过程来说，只是一段时日中挣钱养命的手段，人总会离开工作或放下工作；知道人的分量要比职业的分量重得多。为了让包括自己在内的每个人，都能顺当地生存下去，她才会如此坚守自己的职业道德，去阻止假药蔓延。这样的清醒者凸显了社会的良知和智慧。
一个人在自己的从业领域取得了成就，在面临人与职业这样的拷问时，更是会把“人”这个崇高的字眼放在成就之上。诺贝尔化学奖获得者崔琦，出生在河南贫困的农村，从小帮父亲养猪放羊做农活，十岁时被人带到香港读教会学校，从此没有机会回家乡。上世纪五十年代末，父母亲在大饥荒中饿死了。有人问他，如果当年没有把你送出去读书，今天你会怎样？崔琦的回答完全出乎问者的期望：其实我宁愿是个不识字的农民，如果我还留在农村，家中有个儿子毕竟不一样，也许父母不至于饿死。那些把职业与人搅在一起的人，这样至高的荣耀，一定会使他昏昏然作出别样的高调的回答。他对人的崇敬和父母在心中的丰碑便一起倒塌了。
人在职业行为中，要始终记住“人”的涵义，要保持住自己作为“人”的秉性，从政者做到这点最难。可是，这一职业却又要求他们应该做到这一点。其实，说难也不难，关键还在于有否衡量好是官贵还是人贵。几百年前，就有官宦把自己与官职区分，把人的品性看得无上的。曾国藩任清朝两江总督，官至一品，却以“乱世之名，以少取为贵”自勉，以“恬淡安泊”自守。在南京官府，每餐以一荤为主，人称“一品”宰相。每晚夜来办公，长幼女眷，麻油灯下纺纱织麻，鞋袜全由夫人、女儿、儿媳制作。如此廉洁从政，缘于对人的认知。这样的“高人”写出的家书，便自然受到一代代人的捧读。自己把“人”看重了，后人便也把他看重了。毛泽东曾与友人黎锦熙说：愚于近人，独服曾文正。这是服人品，而非官位。再高的官位，也是一种外在的职务，而当他把“人”放入心中，他的言行便有了“人”的气息。“转世灵童”的糊涂官们，再转回“人间”时，只会两眼发直，有隔世之感了。
本文之题，原先人之后，并未逗号断开，却很久难以下笔。后突悟，是自己尚未将人与职业分离，人，一经断开突出，行文便流畅下泻。原来这“人”，是多么容易被世间的杂事、炫目的光环包裹住。写文也是一种自省。
（据《解放日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