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党的十六大以后，中央对“三农”问题的认识不断深化，对解决“三农”问题的理论不断升华，强农惠农力度不断加大。从2004年开始，党中央、国务院连续8年出台一号文件对农业农村工作进行部署，出台了一系列的重大政策，包括取消农业税，对农民直接补贴，实行粮食最低收购价，加强农村水、电、路、气等基础设施建设，加快农村文化、教育、卫生、社保等社会事业发展，推进集体林权制度改革，推动城乡平等就业，推进供销社改革，加快发展农民专业合作社，开展包括乡镇机构、农村义务教育经费保障机制、县乡财政管理体制、乡村公益性债务化解试点等内容的农村综合改革。这些政策的出台，又一次极大解放了农村的生产力,农村改革发展呈现出非常好的局面。粮食产量快速提高。2004年至2010年，我国粮食产量从2003年的8614亿斤增加到2010年的10916亿斤，年产量增加了2302亿斤，实现“七连增”，其中有四年突破了1万亿斤，这是个非常了不起的成就。农民收入快速增长。2005年农民人均纯收入3255元，2010年是5919元，扣除物价指数，“十一五”时期农民人均纯收入年均增长8.3%。农村民生加速改善。农村水、电、路、气、房等建设明显加强，科教、文化、卫生、社会保障等事业发展明显加快。与之同时，农村基层组织建设不断加强，农村民主法制建设稳步推进，农村社会保持和谐稳定。
为出台这些重大政策，公共财政的投入大量增加。经过算账，这几年来的每一个文件中的含金量都没有低于过800亿元，一年一年往上加，估计今年中央财政的“三农”投入可能突破1万亿元。为什么能这样？一是党中央提出了以人为本、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的科学发展观。而农业农村发展最能体现以人为本的，农业搞得好不好，决定全国一半以上的人是一个什么样的生活状态；而农产品供给得怎么样，又决定城镇居民生活得怎么样。二是我国经济实力、综合国力、政府财力大为增强。过去想办办不了的事，甚至不敢想的事，现在有条件了。2000年，国家的GDP总量是9.9万亿元，2010年达到39.8万亿元，比2000年增加3倍多。2000年的国家财政收入是1.34万亿元，2010年达到8.31万亿元，比2000年增加5.2倍。公共财政更多地往农村倾斜，让农民受益，是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的重要体现。
二、信阳农村改革发展综合试验的方向总体正确，成效显著
虽然近年农业发展形势好、农村面貌变化大、农民得到的实惠多，但要清醒地看到，当前和今后巩固发展农业农村发展好势头的基础仍不牢固，促进农业农村又好又快发展的长效机制仍不健全，推进农村改革发展任重道远。农业的比较效益低下，“三农”工作任务重、见效慢，信阳市委、市政府贯彻落实党的十七届三中全会精神，能主动请缨开展农村改革发展综合试验，这是有全局意识、有政治责任感的重要体现。尽管调研的时间不长，但我们在以下三个方面深有体会。
（一）发展工业化、城镇化不以牺牲粮食生产、不以牺牲农业发展、不以牺牲生态环境为代价
在一些经济发达地区，“三农”问题往往摆不上位置，也往往觉得搞好农业也没有多大的意思，于是就把农业扔到了一边，结果耕地大量减少。过去的很多鱼米之乡，现在不仅调不出粮，还要靠外地调进。当然，由于区位不同、自然资源条件不同、经济发展结构不同等，一些地方粮食产量出现变化是很自然的。但从我国来看，粮食问题、“三农”问题，在任何地方都不应该疏忽。党的十七届三中全会的决定指出，农业基础仍然薄弱，最需要加强；农村发展仍然滞后，最需要扶持；农民增收仍然困难，最需要加快。这就要求我们必须居安思危、加倍努力，不断巩固和发展农村好形势。有些同志觉得，“居安思危”这个词语气很重，问题是不是有那么严重？但客观的现实是，如不居安思危，确实要出大问题，2003年的粮食产量一度下降到了8614亿斤，比历史最高年份下降了2000多亿斤。我国的粮食消费水平每年增长100亿斤左右。尽管近年粮食连年增产，但是我们从事农业工作的一天到晚非常紧张，不知道明年怎么样，更不知道后年怎么样。规律就是这样，连续增产的时间越长，可能离减产的拐点就越近，我们做不了老天爷的主。今年春节前后的大旱，使得农业生产面临的形势非常严峻。“两会”期间，有的媒体爆炒说，粮食主产区大旱，今年粮价一定要暴涨，很多老百姓就很担心。好在党中央、国务院下了大的决心，新增抗旱投入129亿元，农业生产才得以正常进行。推进农村改革发展，不能在粮食生产这个方面出现偏差。进入信阳境内后，到处都是郁郁葱葱，到处都是农忙景象。我们了解到，信阳市2010年的粮食总产量达到115亿斤，连续7年创历史新高，连续3年保持在110亿斤以上，为国家粮食安全作出了重要贡献，这是非常难得的。
《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二个五年规划的建议》指出，“在工业化、城镇化深入发展中同步推进农业现代化，是‘十二五’时期的一项重大任务”，要求夯实农业农村发展基础，提高农业现代化水平和农民生活水平。信阳坚持不以牺牲农业、粮食生产、生态环境为代价的发展方式，一定能走出一条全面协调可持续的科学发展道路。
（二）努力探索农民增收途径，农民收入快速增加
在农民收入方面，从全国来看，家庭经营性收入占一半左右，工资性收入占40%左右，转移性收入占6%左右，财产性收入占3%左右。因此，前面两块是大头，也是最需要着力的部分。
农业是农民增收的一大支柱，这里面有很大的潜力。现在城镇居民消费越来越注重质量、注重健康、注重营养、注重安全，这就意味着农产品价格必定要有一个上涨的空间。信阳市农民收入的提高，有很大一块就是要靠种植业。尤其让人关注的是，信阳近年茶产业取得了突破性进展。2010年的茶叶种植面积达到93.49万亩，总产量4.12万吨，分别比上年增长8.8％和20.8％。“信阳红”的开发，可使每亩茶园每年增收2000元，全市农民每年可增收20亿元。畜牧业也保持了较快发展，2010年肉类总产量达到57.76万吨，比上年增长了5.9％，这非常不容易。
信阳外出打工的农民多，工资性收入所占比重也较高。近年来，信阳市委、市政府为优化农民外出务工条件作了大量卓有成效的工作。正是由于多方面的努力，信阳市农民收入保持了较快增长，2010年的农民人均纯收入达到5300元，比上年增长了15%。
（三）坚持“以工促农、以城带乡”的方针，统筹城乡经济社会发展
在党的十六届四中全会上，胡锦涛总书记在进行国际经验比较的基础上指出，“纵观一些工业化国家的发展历程，在工业化初始阶段，农业支持工业，为工业化提供积累，是带有普遍性的趋向；但在工业化发展到相当程度以后，工业反哺农业、城市支持农村，实现工业与农业、城市与农村的协调发展，也是带有普遍性的趋向”。这次全会的主题是关于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在这样重要的关于党的自身建设的全会上讲这一段话，意在提醒和告诫全党，当经济社会发展到我们现在这个阶段的时候，处理好工农和城乡之间的关系，直接关系到我们党的执政基础。2004年年底，胡锦涛总书记在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上明确指出：“我国总体上已经进入了以工促农、以城带乡的发展阶段。”因此，我们要更加自觉地调整国民收入分配结构，更加主动地解决好“三农”问题。党的十六届六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要求，“完善公共财政制度，逐步实现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城乡之间的公共服务差距是我国公共服务差距大最突出的体现，推进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非常关键的就是公共财政更多向农村倾斜，让农民更多享受到公共服务，让农民共享改革开放的成果。
我到信阳来一个很深的体会是，信阳市各级政府财力虽然并不充裕，但是市委、市政府不搞政绩工程，不搞面子工程，非常主动地调整政府的支出结构，努力促使公共财政向农村倾斜，更多地去解决农民实实在在的民生问题。这几年来，信阳市农村的水、电、路、气等基础设施建设和教育、卫生、文化、社会保障等社会事业的发展，取得了突破性进展。这几天我所看到的村卫生室、图书馆、幼儿园，都建设得很好。坦率地说，比长三角、珠三角等经济发达地区的也不差，我确实很受感动。
三、抓住关键问题，进一步推动农村改革发展
根据党的十七届三中全会决定关于大力推进改革创新、加强农村制度建设的要求，信阳市在农村开展了土地流转、资金投入、社会化服务、社会保障、支持创业人才、文化引领经济社会发展、城乡一体化发展、组织建设和民主管理等八个方面的体制机制创新探索。我觉得信阳在以上方面的改革都需要探索，这里我重点谈两个问题。
（一）提高农民的组织化程度
凡农业实现了现代化的国家，除了特定的农业生产（比如工厂化育秧、养殖小区规模化饲养等），大田作物生产没有一个国家农业不是家庭经营，只是规模大小的问题。美国、加拿大、澳大利亚等新大陆国家的农业是大规模的，日本、韩国等传统农业国家的农业则是小规模的。大田农业实行家庭经营既是一种历史性现象，也是一种世界性现象。这是农业本身的特点决定的，也有非常深刻的道理。但农业面临着自然和市场双重风险，势单力薄的一家一户很难抵御。此外，家庭经营存在大量办不了、办不好、办起来不经济的事情。在实行家庭经营的基础上发展联合与合作，建立起健全的生产性服务体系，这是世界上农业现代化的共同经验。近邻日本和韩国在发展农民合作经济组织方面有非常成功的经验，我国台湾省的农协在为农民服务方面也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
中国没有合作的传统，搞合作并不是那么容易。我们原来搞大集体，走了弯路，让农民伤了心。土改后，农民的地契还没有捂暖，就又变成高级社，随后又建立了“一大二公”的人民公社体制。现在，有的地方谈“合”色变。上世纪80年代农村改革之后，家庭经营发展起来了，但统一经营没有得到相应发展，很多地方还削弱了。这样，分散的农户在进入和适应大市场方面就遇到了很多的困难和问题。直到现在，有些地方还有这样的片面认识，认为把基层党组织和村民自治搞好就行了。村党支部和村委会在社会管理、维护农村社会稳定、为农民群众排忧解难、提供多种多样的公共服务等方面具有非常重要的作用，但目前的村级组织是内向性和管理性的组织，满足不了农户作为经济主体闯荡市场的外向性、经营性要求，这是它的先天局限性。我们要认真总结世界各国发展合作制的经验，把分散的农户组织起来，提高他们在市场中的谈判地位，提高他们抵御市场风险和自然风险的能力。因此，一定要鼓励农民、引导农民、支持农民发展自己的合作组织，而不能简单地泛市场化。
信阳在这方面做了大量的探索，效果非常好。在潢川、固始看到的那两个种粮大户牵头的种粮合作社，有上千户农户加入，经营面积有1万多亩。如果2亿多农户能够加入到为他们真正提供服务的专业合作社中去，其意义不亚于30年前实行家庭承包制度。现有政策对于引导农民进行合作、吸引农民参加合作组织的力度确实不够，这是农民合作经济组织发育不足的重要原因。党的十七届三中全会的决定已经明确提出，农业的统一经营要向发展农户联合与合作，形成多元化、多层次、多形式经营服务体系的方向转变。我觉得，应该像当年推进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一样，下大力气支持农民专业合作社的发展。只有朝这个方向转变，我国的农业才真正能说开始步入现代化。
（二）推进农村金融改革创新
农村金融确确实实是农村改革发展中的一个软肋。这不是说我们的银行有什么问题，也不是说金融系统不愿意为“三农”服务，很重要的是政府的农村金融政策迄今为止不明确，泛市场化的观念太重。如果将政府该承担的责任推给商业银行，一定会落空。金融支持农村，银行要承担责任，但不能让银行吃亏，政府要承担有关费用和损失。在经济发达的国家，都有系统的政策性金融，而我国的农业政策性金融还很不健全，目前支持的重点还局限在粮棉油收购业务方面。探索怎么引导金融资金进入农村，这是个大事。党的十七届三中全会的决定明确要求，“县域内银行业金融机构新吸收的存款，主要用于当地发放贷款”，但至今没有出台一个非常有效的实施办法。从历史上看，改革经验无非就是两条，体制内下决心，突破种种不合理的制度规章；体制内动不了，就得在体制外下功夫，让新的东西长出来，才能倒逼旧体制的改革。当然，金融方面的政策、制度非常严格，要认真研究，在政策允许范围内慢慢去探索。
一是建立能够满足农村金融需求的银行体系。我国的银行高度集中，大银行办大事、小银行办小事的分工没有形成。一个高速公路项目可能贷款几十亿甚至上百个亿，总的经营费用可能较高，但单位经营费用较低。一个农户种一些地，养一些鸡鸭，养一些猪，只需贷款几万元，同样需要进行经营管理，单位经营费用就高了。对大银行来说，当然愿意主要办理大笔贷款。
小银行办不了大事，但能够为农户、小企业、小商店服务。社会有这个需求，解放前，光一个上海市银行就有300多家。现在全国的村镇银行才120多家，对3万个乡镇来说能解决什么问题？金融支农的潜力非常大，如果能把这个口子打开，不仅能把农村搞活，也能把金融搞活。我们现在有一个印象，一说金融界就是挣大钱的，一说金融人才就是白领。这样怎么给农民服务？因此，我们应该健全银行体系，加快发展社区性、合作性金融机构，满足不同层次的需求。
二是改革农村金融监管体制。当然这样会有一个相应的问题，就是谁来监管？一个金融机构成立后，一年到头没有几次现场监管能让人放心吗？但银监部门也有苦衷，如果都靠银监局来监管，肯定管不过来。“一年遭蛇咬，十年怕井绳”。我们有很多地方，因为过去搞农村合作基金会失败了，对于发展合作金融心有余悸。但“吃一堑，长一智”，要更多地向地方政府放权，让地方政府去加强对当地中小金融机构的监管。为此，要做大量深入的调查研究，解决各个方面面临的问题。
三是挖掘农村独特的信用资源。谈到贷款，总是回避不了抵押的问题。信阳目前在试验的“五权”抵押中，林权和水权这“两权”抵押是符合法律规定的，承包地、宅基地和农民住房这“三权”抵押不符合《担保法》的规定。为避开法律的制约，现在采取的是变通的办法。从了解的情况来看，目前还没有农民到期不还的。实际上，这从另一个角度说明农民的诚信度非常高。村庄是一个熟识人组成的社会，有着天然的信用资源，这与城里截然不同。这个东西要用好了，不仅农民贷款方便，银行机构的贷款质量也会非常高，贷款成本也可能会比开展抵押担保贷款要低。
这次到信阳调研的时间不长，但看的情况给我留下了深刻印象，也给了我们很多启示，有的做法对推进全国农村改革发展具有很重要的借鉴意义。只要信阳市各级党委、政府切实贯彻十七届三中全会、四中全会、五中全会的精神，按照省委、省政府的部署不断推进农村改革发展，就一定能够取得更大的成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