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向民富转型”从民间和学界的呼吁，正式上升为国家意志，上升为整个中国在“十二五”期间为之奋斗的国家目标，标志着从“十二五”开始，中国将告别国强民弱、国富民穷的千年传统，走向一个民富民强的新时期、新天地，在民富的基础上实现国富。
目前，居民收入增长与经济发展不同步已成为中国建设和谐社会的一大瓶颈。民富问题不仅仅事关贫富差距和收入分配不公，还与社会稳定和可持续发展紧密关联。
这也是今年两会上通过的“十二五”规划纲要的核心内容。
两会期间，温家宝总理的报告全程被掌声打断23次。这份新起点上的政府工作报告，正式确立了“民富优先”的大战略。从此，“向民富转型”从民间和学界的呼吁，正式上升为国家意志，上升为整个中国在“十二五”期间为之奋斗的国家目标。
国富与民富
全国政协委员、中国(海南)改革研究院院长迟福林提交的《建议把民富优先作为国家“十二五”规划的政策目标的提案》，引起媒体的广泛关注。他建议把“民富优先”作为“十二五”规划的政策目标。
迟福林认为，民富优先的发展，能带来老百姓收入水平的提高，是扭转收入分配差距的重大选择。民富优先的基本标志是居民收入增长略快于经济增长速度，劳动者报酬增长反映劳动生产率提高，不断缩小收入分配差距，形成公平合理的国民收入分配格局。
近年来，劳动收入增长缓慢，贫富差距拉大，收入分配不公，社会上对党政机构和垄断企业的高收入非常不满，民众的“被剥夺感”强烈；同时，劳动者收入偏低，居民消费率持续下降，也制约了经济转型。这一点得到了中国社科院发布2011年《社会蓝皮书》的印证：在收入增长乏力、物价上涨、房价高企、社保体系尚不健全等现实压力下，城乡居民总体生活满意度普遍降至2006年以来最低水平。
数字显示，我国居民收入占国民总收入的比重正在逐年下降。劳动者报酬占GDP比例从1995年的51.4%下降到2007年的39.7%，居民收入占比GDP从1992年的68.6%下降到2007年的52.3%。根据2008年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统计公报的数据，可以计算出来，该年我国人均收入为9800余元，而人均GDP为23800余元，人均收入与人均GDP之比为41.2%。这些数据揭示我国收入分配结构呈“退步”之势。
2007年日本人均收入与人均GDP之比为69.4%，2008年，美国人均年收入为3.76万美元（折合人民币25万元），与人均GDP比率为79%。美国即便是在2008年爆发了金融危机，财富仍然有近八成为民众所享有，“民富”的格局亦未产生根本改变。
针对民富国富的问题，全国政协常委叶小文从辩证的角度说：“满足全国人民，13亿人民对幸福的需求，就要扩大内需。他就要消费，要住房，要医疗，要学校，这个消费，那个消费，这个市场不得了。如果把这个市场培育起来，市场一大，需求一大，反过来就是扩大生产。这还不是简单地人民群众要，政府就给的道理，这是中国可持续发展很重要的一招。”
国际媒体也对两会上的民富问题给予高度关注。韩国《中央日报》指出，从外部环境来看，中国目前经受着贸易摩擦、人民币汇率之争、原材料价格上涨、输入型通胀等严峻挑战，而内部则主要面临内需不足的问题。普通民众购买力得不到提高，必将影响民众的生产积极性和创新能力，引起社会的不稳定。因此，中国政府着重于民生和刺激消费，对财富进行合理再分配，消除腐败，这些措施将缩小贫富差距，提高民众的消费水平，有利于扩大内需，实现公平竞争和社会稳定。
由“国富优先”转向“民富优先”，其实是用民富来进一步推进国富。
在全国政协委员、成都市政协副主席戴晓雁看来，“改善民生行动计划”这个新提法让人很期待，调整收入分配关系是公众呼声最强烈的问题之一，“十二五”规划中经济增速和居民收入指标一降一升，体现了国家下决心从更多追求经济总量的快速增长，转向更加重视居民收入提高的鲜明态度。
民富问题的凸显，标志着从“十二五”开始，中国将告别国强民弱、国富民穷，走向一个民富民强的新时期、新天地，在民富的基础上实现国富。
“民是国的出发点和落脚点，国无民不立，民贫国必衰，民富国才强。”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院长周其仁说。因此，民富的问题概括起来就是富的可以更富，穷的不能再穷。只有让穷人富起来，才能实现共同富裕，实现长治久安。
警惕中等收入陷阱
“中等收入陷阱”是一个经济学名词，是指新兴市场国家经过快速发展、人均GDP达到3000美元左右时，快速发展中积累的矛盾集中爆发，由于未能适时摆脱以往发展模式的局限而令经济增长陷入长期低速、甚至停滞的状态。
谈及“陷阱”时，迟福林列举了中国面临“中等收入陷阱”的几大诱因：“第一，收入差距有逐步增大的趋势。第二，居民消费力弱。目前居民消费力处于低水平，35%左右，历史上我们曾达到50%以上。第三，公共产品和公共服务供给不足。第四，国民收入分配失衡，资源在国民收入分配的格局中过度向政府倾斜，甚至某些方面是严重失衡。第五，社会风险和社会矛盾有不断增大的趋势。”
“今年，我国人均GDP将超过4000美元，“中等收入陷阱”的风险应当引起高度关注。”迟福林认为，在“十二五”开局之年，中国明确提出“两个同步”，释放出了把“民富优先”作为下一阶段改革方向的信号，此举是避免中国陷入“中等收入陷阱”的必然抉择。如果能够及时调整社会财富“蛋糕”的分配，在不同利益主体之间形成科学合理的分配格局，中国完全可以顺利避开“中等收入陷阱”。
现在，虽然大家生活水平都有提高，但是收入分配差距越来越大，这是群众反映最强烈的问题。迟福林强调，如果能在改革导向上实现民富优先，在经济发展方式转变上有重大突破，中国在中长期内完全有可能保持7%至8%的中速经济增长，收入分配差距逐步缩小，社会压力得到有效释放，用10年左右时间进入高收入国家行列。
寻找民富的路径
在全国政协十一届四次会议闭幕大会上，贾庆林主席指出，蓝图已经描绘，目标已经明确。关键是心无旁骛抓落实，同心协力开新局。
全国政协委员刘政奎在接受采访时说，国强民富是我们改革发展的根本目的，人民应享受到改革发展的成果，要加快推出切实有效的保障举措，早日实现国家经济发展速度与居民生活水平提高速度同步。
全国政协委员许善达指出：“一定要通过缩小收入差距，来增加我们的居民消费，经济不能永远保持通过投资与出口来拉动的格局。”
迟福林认为，“民富优先”一是要实施就业优先的国家发展战略，为此要鼓励创业，扶持中小企业和民营经济发展；二是政府集中较多的财富要通过基本公共服务的形式返回社会，缩小贫富差距；三是要重视人口占大多数的农民，“十二五”要让农民享受基本而有保障的公共服务，赋予农民工同等的发展权。
“合理的收入分配格局是一个高收入者和低收入者占少数、中等收入者占多数的橄榄形格局。”全国政协委员、全国政协人口资源环境委员会副主任任启兴建议，推行城乡教育、医疗卫生、社会保障等一体化，统一城乡户口，公共财政更多体现城乡公平，使城乡居民享有同等国民待遇。
建立起公共财政是解决民富问题的基础，这也是参加两会的代表委员关注的焦点。全国政协委员、中央汇金投资有限责任公司副总经理赵海英指出，虽然近几年我国民生投入方面做了大量工作，但历史积累的问题不可能短期内完全解决，因此从总量上看民生投入仍然较低，以2009年为例，用于教育、医疗、社会保障等民生方面的支出占财政支出的比例为17％，用于三农的支出占财政支出的比例为16.5%，两项合计占财政支出的比例为33.5%，不仅远低于美国非国防公共支出约59%的支出水平，甚至低于很多发展中国家。
要实现“民富”，关键是各级政府部门要有很强的执行力。诚如清华大学经济学家胡鞍钢所言：关键是要让地方政府从只追求GDP增长转变为追求诸如改善公共服务、提高平均收入等其他目标。
脚踏实地的落实在今天的中国社会显得弥足珍贵，这与党和政府的威望和诚信紧密关联，也最为社会和民众期待，也最得民心。
（据《中国政协》任一龙/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