母亲的针线活精致，细作。
在我的印象中，母亲好象就没有闲过。忙完这个，忙那个，哪怕有一点时间，她也挤出来做针线。母亲做针线时常常伴她左右的是那个针线笸箩。笸箩是用柳条编成的，浅浅的，八角形状。里边有剪刀、针、顶针、线、画粉，还有一卷一卷的碎布头。针装在一个细长的小药瓶里，碎布按厚薄及颜色的深浅分别扎着。
母亲的针线活做得好。周围的人都说：她的手艺好。她的这个手艺，不但使我们能穿上合身的衣服，邻居们也都受益匪浅，哪家扯了新布，都习惯来找母亲，让母亲帮着裁剪，帮着缝制，母亲再忙也从没拒绝过。
母亲做出来的衣服不仅合身，而且好看。好看，就是有美感，有艺术性，不过，那时的人不这样说，只说好看。
母亲说：好衣服要看人穿。人在找一件合适的衣服，衣服也在找那个合适的人，找到了，人满意，衣服也满意，人好看，衣服也好看。
母亲认为，一块布要变成一件合适的衣服，如同一个人要变成一个好人，都得下点工夫。无论做衣或做人，心里都要有个“样式”，才能做好。
母亲做衣服是那么细致耐心，从量到裁到缝，她好象都在体会布的心情，一块布要变成一件衣服，它的心情肯定也是激动充满着期待，或许还有几分胆怯和恐惧：要是变得不伦不类，甚至很丑陋，布的名誉和尊严就毁了，那时，布也许是很伤心的。
母亲每次缝衣，总是坐得端端正正，如果是白天就坐在光线敞亮的院子里，在高高的天空下边做小小的衣服。如果是夜晚，母亲就安安静静地坐在灯下，一下一下，轻轻扬起的胳膊就象是在舞蹈。神情朴素、虔诚、安详，而且有几分庄严。
那些年，父亲工资不高，养活一家人十分吃紧，母亲凭着她的针线手艺，挤时间做些婴儿的猫头鞋、小花帽托邻居拿到街市上卖来的钱贴补家用。一家七口人的鞋和衣服也都出自母亲之手。棉衣、单衣，春夏秋冬，从头到脚，都贯穿着、渗透着母亲的一针一线。
记得有一年，我们这儿的农资公司进了一批日本产的化肥“尿素”，装化肥的袋子是一种尼龙布，母亲托人买回几个化肥袋，拆拆、洗洗、买些染料，分别染成黑色或咖啡色，为我们兄妹一人做了条新裤子，细密的针线，合体的裁剪，我们穿上去甭提有多神气了！那一年的春节，我们特别开心，因为我们有了用“进口”布料做成的新衣服！尼龙布的，结实耐穿！我们兄妹总算时髦了一回。
小时候我们兄妹五人很少有新衣服穿，只有在过年的时候，才可能有一两个穿上新衣。旧衣服、补丁衣服是我们的日常服装。大的穿过的旧衣，经母亲一拆，一翻，一裁，一缝，小的接着穿。就是我们的旧衣服在周围的孩子们中间也是最合身的、样式也是最时兴的，那一块块的补丁，经过母亲精心搭配，其颜色和形状就成了衣服上一个点缀，补丁衣服也成了一件好看的艺术品，我们就是装裱艺术品的架子，甭提多幸福了。
现在回想起来，在那些打满补丁的岁月里，母亲用她朴素的美学，依着她心目中的“样式”缝补着生活。
除了做大件衣服，母亲的湘绣也是很棒的。父母亲用的一对绣着并蒂莲花的枕套，就是母亲的杰作，四周青青的荷叶，中间两朵粉红色的荷花静静地挺立着，彼此依偎，相互照应。枕在这样静美的荷叶上，那梦也该是粉色的，安静的吧？
我不知道母亲有没有这样的美梦，她总是默默地忍受着生活的苦难，忍耐着生活的艰辛，只知道埋头付出，从没想过自己，也从没对生活抱怨过。她把她所有的爱一针一线地缝进每一件衣服，紧贴着我们的身体，温暖着父亲和我们兄妹的身心。
稍大一点，我也学着母亲做些针线，母亲总是在一边教我怎样把针脚走直走匀，她说：飞针走线也象走路，该直的时候一定要直，遇到坑坑洼洼也要一步不拉地走过去，不能长一针短一针的。我细心体会母亲的理念，耐心临摹母亲的纹路。
那一年母亲病得很重，病魔折磨着心灵手巧的母亲，坐起来都很困难。十六岁的我，见周围的女孩子都穿了“小衣服”，望着日渐发育成熟的自己，我在母亲的针线笸箩里翻出一尺多细白布，用了两个夜晚，偷偷地为自己做了两件“小衣服”，针线虽不及母亲匀称细密，但也很合体地起到了束胸的效果。
这以后，我把母亲的针线活接了下来，母亲去世后，她的针线笸箩开始与我为伴。
我学着母亲，为兄妹们做衣服；学着母亲，把图案临摹在布上，一针一线地绣着。绣着自己的心情，缝着自己的爱意。
以后有了缝纫机，许多针线活都用它替代了。但是直到现在我还喜欢静静地坐在窗前做些针线活，沉入母亲的那种心境，进入母亲那种境界。或许是孤寂的，在孤寂中沉淀出一种仁慈、安详和灵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