柳延延
这次世博会的口号：“城市，让生活更美好”让人心动。它要求我们直面大城市带给我们的种种问题，探索走出困境的道路，以让美好的理念变成现实。
按一个法国学者的定义，“大城市就是陌生人可能在此相遇的居民聚集地”。如果让我描述对大城市的感觉，则“个人孤独地行走于人群中”可能是贴切的。这里，城市的规模（大）显得异常重要，它提供的人际互动的规模对人的精神生活、心理感受和个性气质都会产生无与伦比的影响。
确实，大城市生活的人面对的是一个外在景象“纷至沓来，瞬息万变”的生存环境。与陌生人的相遇是一件没有过去的事情，而且多半也是没有将来的事情，是一个一次性的突然而至的相遇，并且也是“不会持续下去”的往事。如果与陌生人相遇不可避免，人们采取的往往是努力避免和陌生人的交往（比如尽量只是被看见而不要对视）。关键在于，无论陌生人说什么，都要尽力不去搭理他。因此，陌生人成了人们在生活中拒绝和他说话与交往的人。这种逃避使人的都市生活呈现出片断的、短促的、易逝的景象——“万花筒景象”，结果引起了现代人心理的紧张感，这不是在某时某地的紧张，只要身处大城市，心理和精神的紧张就如影相随。
我们真的能避免和陌生人交往吗？“当我们走在大街上，陌生人保护我们，如警察；或陌生人威胁我们，如罪犯。陌生人扑灭我们的火灾，陌生人教育我们的孩子，建筑我们的房子，用我们的钱投资。陌生人在收音机、电视或报纸上告诉我们世界上的新闻……如果我们得病进医院，陌生人切开我们的身体，清洗我们，护理我们，治愈我们。如果我们死了，陌生人将我们埋葬……”生活在大城市，我们实在是离不开、躲不掉陌生人，可我们总在回避与陌生人打交道。我们的问题和困惑部分源于我们对陌生人的这种矛盾态度。
对于正在进行现代化的中国人来说，如何与陌生人交往是需要学习的。纵观发达国家的制度安排，可以发现，若要陌生人社会健康地运作，就需要全社会确立起尊重契约的理念，愿意通过法律来调节自己的行为。而中国传统社会是一个以亲缘、血缘和地缘为中心的熟人社会，费孝通先生在《乡土中国》中指出：在熟人社会人们相互之间往往“知根知底”，直接或间接的各种关系像蜘蛛网一样把他们连接起来，成为道德共同体中的一员，这使得大多数人能较好地履行自己对他人的义务，少有欺骗行为发生。随着社会的开放与社会分工的细化，中国人陆续进入陌生人社会，这需要一个“从身份到契约”的观念变化。可“契约精神”对中国人还比较陌生。结果是：一方面，传统道德共同体的约束效力明显在减弱，如离婚率上升，遗弃行为增加；另一方面，熟人社会的某些力量仍在隐秘地支配社会的运行，红包、后台、暧昧出格的饭局，让法律显得有气无力。观察今日之中国，熟人社会的道德运作逻辑与陌生人社会的法律运作逻辑既冲突又共存，这时时都在呼唤我们改革的深入。
上述这一切，给中国的陌生人社会——城市生活——打上了特有的印记。我以为，今天中国人普遍存在着的某种焦虑，大多与此有关。现在我们自由抉择的余地大了，却近乎宿命地将自己的生命安全和生活品质拱手交给了从未谋面的陌生人。但我们不知道罐头、火腿和奶制品有没有毒，不知道粮食和蔬菜是否被污染，不知道机动车和飞机是否被正常检修，不知道司机和飞行员是否饮酒，不知道自己得的病是不是真的需要开刀，甚至自己的存款放在银行里是否会以各种“服务名目”而变得越来越少……这让每个人都活在侥幸之中。今天中国的家长教育孩子时常说：不要和陌生人说话，以及你将来走上社会怎么怎么样。在这样的观念里，“走上社会”就是到一个完全是由陌生人组成的，会给你带来很大的危险，你处处都要防范，并且需要学会很多的求生技能的一个公共空间里去。这表明，在中国人的日常生活的观念中，社会还是一个比较冷漠的概念，它遵从的是丛林法则、弱肉强食，这的确会产生彼此间的冷漠状态。因此，怎么理解社会的问题，也就是怎么样理解在家庭、血缘或地缘关系，或是比较自然的朋友关系之外的公共领域——陌生人领域的问题。
在我看来，“城市，让生活更美好”的要义，不光是高楼林立、汽车奔驰，它是能够培育出严格遵守规则的人群，以使陌生人之间能够建立起信任、责任和同情。如果有一天，我们谈到社会这个词时，将它看作一个好词，一个正面的词，比如说，它代表着一种正义，代表着一种集体的力量，代表着安全和帮助，它就回归到比较健康的理念了。
但愿这一天早日到来。
（据《广州日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