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许志峰 崔 鹏
改革 挺进重点领域“深水区”
不久前，一场特别的招投标在北京国际招标中心悄然进行。8家民营企业入围国家石油战略储备初选，经过最终竞标，舟山金润石化有限公司等6家企业中标，成为国家石油战略储备指定机构。
这桩并未引起过多关注的小事件，却是我国垄断性行业改革的一个突破。
尽管是“最复杂的一年”，但年初以来改革一直破浪前行：鼓励和引导民间投资健康发展的政策措施出台；资源性产品价格和税费改革取得突破，新疆原油、天然气资源税改革试点正式启动；根据国内外经济金融形势和我国国际收支状况，人民币汇率形成机制改革进一步推进……
改革不能停歇，改革仍在路上。尽管当前我国经济发展态势总体良好，但面临的积极因素和不利影响此消彼长，短期问题和长期矛盾相互交织，国内因素和国际因素相互影响。改革是化解经济社会发展中体制性、结构性矛盾的根本举措。
改革，应给可持续发展提供内生动力。
近两年来，我国成功应对国际金融危机冲击，在世界经济中率先复苏。然而，也应清醒认识到，这一来之不易的局面，在一定程度上是政策作用的结果。真正扩大内需，最终离不开市场和社会的力量。当前，经济运行中各种“两难”问题交替出现，这是经济体制中存在症结的外在反映。破解“两难”，也必须在体制改革上谋求新突破，尤其是力促资源环境、财税金融、民生等重点领域和关键环节改革。
发展动力来自于市场主体的活力。今后一段时期，改革的着力点在于消除制约扩大社会需求的体制机制性障碍，有效发挥市场配置资源的基础性作用。要消除制约民间投资的制度性“拦路石”，完善对中小企业的支持政策，拓展非公经济发展的市场空间；深化国有企业和垄断性行业改革，扩大中央国有资本经营预算覆盖范围并合理调整国有资本收益上缴比例，建立适应市场经济要求的国企和垄断性行业激励约束机制。
改革，须做转变发展方式的“加速器”。
从现实条件看，主要依赖物质资源投入的传统经济增长方式难以为继。只有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才能有效打破资源环境瓶颈制约，提高可持续发展能力和国际竞争力。资源价格长期偏低，是传统经济发展方式得以长期存在的重要基础。推进资源性产品价格和环保收费改革，对于推动结构调整、促进节能减排和环保具有重大意义。
下半年，要做好资源税改革试点工作，推进西部地区以及全国资源税改革。稳步推行居民用电、用水阶梯价格改革。扩大排污权有偿使用和交易试点范围。健全可再生能源发电定价和费用分摊机制。逐步实施城市污水、垃圾及医疗废物等处理收费制度。
改革，当为改善民生打下坚实基础。
民生需要制度保障。深化收入分配制度改革，既是优化需求结构的重要抓手，也是保障和改善民生、促进社会公平正义的有效途径。抓紧制定调整国民收入分配格局的政策措施，将使广大百姓尤其是低收入群体普遍受益。此外，加快完善城乡社保制度，力推医药卫生体制及教育制度改革等，都与民生息息相关。
开放 提升水平增创新优势
开放也是改革，改革促进开放。今年以来，我国对外贸易快速恢复，1月—7月全国进出口总额逾1.6万亿美元，超过国际金融危机前同期水平，利用外资和“走出去”战略也成效明显。
不过，从全年看，我国对外开放面对的环境趋于复杂：欧洲主权债务危机还在延续，欧美主要经济体失业率居高不下，居民收入前景不明朗，产能过剩仍较普遍，贸易保护主义加剧，国际经贸环境有所恶化；与此同时，国内由于劳动力、原材料等成本涨价，以及人民币汇率变动等因素的叠加影响，也让一些外贸企业“如履薄冰”。
5月以来，我国单月出口同比增幅分别为48.5%、43.9%和38.1%，增幅连续趋缓。根据外贸顺差结构和主要先行指数的分析，可以判断未来几个月出口增速将继续回落。吸收外资方面同样压力不小。
提升外贸水平，重在稳定政策。下半年应致力于“拓市场、调结构、促平衡”，优化出口产品结构，扩大机电产品、高新技术产品和绿色低碳产品出口，鼓励劳动密集型产业提高附加值，加力扶持具有自主知识产权、自主品牌产品出口；优化货物贸易和服务贸易结构，积极承接服务外包；优化贸易方式结构，延长加工贸易产业链，促进加工贸易向中西部转移。努力扩大进口，适时增加国内紧缺的原材料和高载能产品进口，扩大先进技术及关键零部件进口。
让利用外资助力经济发展方式转变。外资应在促进科技创新、产业升级、区域协调发展等方面发挥积极作用。要吸引更多外资“西进”。事实上，很多外资企业有技术、有经验、有意愿，只要我们引导得当，就可以实现“引资”与“引智”并举。
抓住有利时机推动企业“走出去”。今后应进一步简化境外投资审批手续，下放核准权限，加强风险评估，充分运用对外贷款和援助等措施，积极鼓励和支持有条件的企业到境外开展并购和投资合作。把“引进来”和“走出去”更好地结合起来，着力构建参与国际竞争的新优势。（据《人民日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