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尔 文
长期以来，文艺作品在艺术理念上强调以阶级背景统领剧情，人物表现上强调善、恶两个极端，突出塑造纯粹高大的正面形象，漫画化简单化地刻画反面人物。这样的作品所塑造的正面形象，崇高则崇高，鲜明则鲜明，但未免过于唯美和神化，如同空中楼阁、鹤立鸡群；剧情设计上由于人为地抽去了中间人物的活动空间，缺乏一个中间地带，因而难免情节单调、容量单薄。
近日央视热播的新编红色经典电视剧《洪湖赤卫队》、《江姐》，则把剧情置于特定时代广泛的社会背景之中，尽可能全面地反映复杂多变的社会关系，让各色人物粉墨登场，而各色人物又要面对纷繁的社会舞台和种种角色关系，各自有所作为。因此，作品容量就显得更为宏阔，矛盾更为突出，情节更为跌宕，人物形象也更为多样化，更为丰满、生动。
首先是正面形象面对纷繁复杂的时代背景、社会关系而展开，他是所处的那种社会土壤中生长出来的人物，因而必须承受和了断他所面对的那个世界的是非、恩仇，由此而勾画自己的命运轨迹，显现自己的道德境界和精神品质；他们也有七情六欲，并非一味崇高、一味不食人间烟火。譬如江姐，她不仅仅具有一个职业革命家的坚定与忠诚，同时也具有夫妻情、母子爱，因而其形象也就更加丰满，更具有可信度和感染力；他们也有自己的成长过程，有清醒也有迷茫，有成熟也有幼稚，甚至也有失败、遗憾，而最终走向成功、走向崇高。
其次是反面形象之“恶”也有他自身的演绎逻辑，他们的罪恶灵魂也同样有一条他们自己认定和遵循的运行轨迹，其嘴脸也同样有血有肉、鲜活生动，并非作家肆意涂鸦的人物脸谱。《洪》剧中王金彪关于“革命为自己”、“革命就是搏命”的一段对白，最能为他背叛革命作出“合理”性解释。
其三是对中间人物着墨较多，拓展了以往文艺作品描写中比较薄弱的中间地带，这是其最大的特点，可视为两部红剧最为突出的贡献。《洪湖赤卫队》中叛徒王金彪既有不凡的身手，又有服众的事功，而骨子里的唯利是图却使他一次次危害革命，最终与战友分道扬镳，成为可耻的叛徒。《江姐》中三个叛徒却各不相同：刘合廷私欲熏心，贪生怕死，出卖同志，甘为走狗；王秉仁争名逐利，偏激猜忌，凶残使狠，设计杀害江姐的丈夫和许多昔日的同志，却一直背负着赎罪的灵魂枷锁迟迟未敢对江姐下手；杜孝文则一失足成千古恨，一时动摇，继而反悔，带着终生遗恨甘愿走进敌人的监狱，回到革命阵营，临终高呼“共产党万岁”走完自己充满曲折的悲剧人生。其中，王金彪由中间人物走向反面人物，杜孝文则由正面到反面、又由反面人物转变为中间人物，这种复杂变化从现实生活方面来看毫无疑问地反映了真实的世相，从文艺表现上来看则突破了好人坏人水火不容、泾渭分明的简单化模式，拓展了文艺作品的中间地带，为文艺作品更为广泛地表现社会生活，更真实、更有特色地塑造人物类型提供了借鉴。可以毫不夸张地说，这些人物是《洪》、《江》两剧为我们的文艺宝库增添的新形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