图为搬运古沉舟时的情景。 阮 超 摄 |
□秦学书
“五十而知天命”。过五十的人对进入视野的未知事物总不会轻易下结论,弄不清楚的、下不了结论的,你把他说得再有价值,我总是怀疑,就像息县淮河沙场发现的这条古沉舟。“舟,船也”。“自关而西谓之船,自关而东或谓之舟”。反正是航运工具。
古舟的发现得益于第三次全国文物普查,这次文物普查从2007年开始,到2011年结束,历时四年。
去年年末的一天,市文物局突然接到息县文物部门的报告:息县沙场采沙时发现一条裸露的木船,是否是文物,怎样处置?请市文物局派专家前来鉴定处理。
这时正赶上淮河文物资源调查也在进行中。我一听,立即带着普查队员,又约了市水利局的一位业务干部同往。
记得那是去年十月的一天,正值深秋。我们先到淮滨,转道息县沙场已是夕阳西下的时候。沙场在息国故城东边约1公里处的淮河边,我们从被垫了木板草栅的地方往河边下,不小心踩到沙坡时就连人带沙往下垮。好不容易才接近古船。古船埋压在高高的沙坡里,和水面一平。一部分裸露出来,船头和船身黑黑的,但大部分都被埋在沙里,无法看清整个面貌。我们几个人在一起商量:时值寒秋,将整个船清理出来有难度,周围又没有什么文物可供借鉴。“这样吧,先把它作为文物登记下来,现场保护,如继续在周边采沙,发现有新的情况及时报告。”我们这样向业主作了认真交代。但我心里想,即使把一条孤立的木舟发掘出来,周围没有别的遗迹可供考察,又能说明这条船有多少价值呢?我们把这个情况向省文物局孙局长汇报,他也提出了同样的问题。
把这条沉舟打捞起来并运回信阳保存得益于我市的博物馆建设。当时市博物馆征集文物在即,大家都火急火燎。没有文物作支撑,博物馆怎能立得起来?只靠库房里现有的器物还太单薄啊!今年农历正月初六,文物局工作人员全部集中。正月初八,人员分组行动。正月初九,副局长阮超这一组到了息县。阮超凭着在文物战线工作几十年的敏感知觉,从一路听到的关于古沉船的信息,认识到这条古沉船对博物馆布展的重要性。有了这条船就有了宝贵的实物证明。信阳作为鱼米之乡,以淮河为主河道的河网纵横交错,历史上航运相当发达。淮滨县淮河博物馆需要这条船,光山县民俗博物馆也需要这条船,市博物馆更要从宏观的角度征集这条船。事不宜迟。决定迅速征集这条船与其说是出于对船的珍贵的认识,倒不如说是出于对阮超同志的尊重。因为这条船到底有多大的历史价值,在我心中一直是个问号。“把它从河里淘出来运回来吧”我说。这时是正月十一。
从淮河里清理出这条船,并把它运回信阳,其中的艰辛可想而知。船压在10多米高的沙坡下,必须把压在上面的沙全部清走,使舟体全部暴露出来才能搬运。9米多长的一条木舟像一个苍老僵硬的庞然大物,有的地方出现糟朽,必须用钢管夹板固定才能不出现折断等意外。起重机械无法在虚沙上就地起吊,必须把木船小心翼翼地拖到远远的码头。正月十五以前,人们正沉浸在新年的气氛中,民工难找啊!何况要下到冰冷的河水里作业。
正月十四清晨,船运到信阳,把它安放到文化大厦一楼那一刻,市文物局、市文化局的同志全部出动,这么笨重的家伙,一个加长车才能搬运,来往调头,上下起降,十分困难,从繁华的马路运进文化大厦,大家动用了许多智慧。为了不阻碍交通,潘林部长还及时与公安部门取得联系,交警都上路了。我也在搬运的人群中间,直到最终把它安顿下来。但我心里还是固执地闪着一种想法,大家都说舟的历史价值很高,到底有多高啊?这样的劳人费力!我,一个好固执的人。
木舟运到信阳,得到了息县县委、县政府主要领导的大力支持和息县文物部门的积极协助。
在木舟安放在市文化大厦一楼的日日夜夜,我一直没有停止过对其历史价值的追寻。这倒不在于领导安排我要弄清舟的历史,从我个人的本能思维习惯,从文物工作者的自身职业要求,弄清古沉舟的历史价值是我们应有的责任。一件器物,假如不知道它的历史,对我们又有多少意义?在文物收藏热炽烈的今天,很多人成了文物的盲虫。他们都想把古董弄到身边,而这个古董出自何处?有什么历史背景、文化价值,我却一无所知,这样的器物收藏再多又有什么意义?文物的价值在于不可再生性及其背后鲜为人知的历史。这条沉舟也是这样。
我们开始求助省文物局、省考古所的领导。我们请省里的专家前来帮助我们认定断代,但他们也没法做出结论。“这样的独木舟河南没有发现,全国也发现很少。”专家的这些话让我心中有些底气——物以稀为贵嘛!但文物是要结论的,不能只是口头说说。“好吧,我帮助你们联系。”省文物局文物资源处处长秦文生应承下了这件事。他通过私人关系联系到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科技考古试验室。
之后,我们按照要求在木船的不同部位取出两个样本迅速寄往北京。
之后,我们一次次催促。我们把博物馆茶文化节期间开馆作为催促的理由:“时间不等人。木舟的年代都说不清,怎么写简介呀!”“一些观众问这条舟的情况,我们说不清,群众会责问文物部门是干什么吃的?”为了加快进度,我在秦处长面前“一家子”“一家子”地叫,我知道叫个“一家子”,他的帮忙会更尽力些。
但急有什么用,研究所的鉴定只能排队等,他们是国内权威的科学测试研究机构,业务太多了。
我们耐着性子,终于等到了这一刻。7月30日夜晚10时零3分,我突然发现手机上来了一条短信,我现在可以高兴自豪地告诉大家这条信息的内容,我一直想得到又总是怕得不到的信息:“一家子,试验室工作人员暑假也没休息,结果终于出来了,两个样品非常一致,分别是3185(±40)年、3170(±35)年,校正后的结果为公元前十五世纪,即商早期晚段,说明牌可以写了。”我如获至宝,彻夜难眠。商早期晚段!公元前3500年!太好了!太伟大了!我们信阳的先民3500年前就能驾着独木舟在淮河上自由地游弋。3500年前,信阳的造船业是多么发达啊!我知道,我的一家子,省文物局文物资源处的秦处长也为这个结果感到兴奋,不然,他不会及时地把这个消息告诉我,因为当时他正在巴西的巴西利亚为登封申报世界文化遗产而奔忙,他要在第一时间,在遥远的异国把从北京得到的这条消息及时传递给我,满足我如饥似渴的期盼,给我一个意外的惊喜。
这条消息是信阳人的骄傲,是信阳先民的骄傲,也是当代信阳人的骄傲。
人类的祖先应该是逐水而居的。世界上四大古文明都是来自于河流文明,这就充分说明人类的文明是开始于对水的征服和驾驭的。捕鱼要与水打交道,狩猎也要傍山依水。农耕文明利用水,那是后来的事情。古沉舟的发现充分证明了我们信阳人征服水的历史。在这里我要告诉大家关于全国独木舟的发现情况。据我了解,中国目前发现商以前独木舟的地方有四处:一处是浙江萧山跨湖桥遗址的独木舟,距今7000年到8000年;一处是浙江河姆渡发现的距今6000年至7000年的陶制独木舟模型;一处是广东珠海岩画上刻画的独木舟,距今4000年左右;一处是我们信阳。这四处中,只有信阳和萧山两处是实在的而不是艺术或其它形态的独木舟,而萧山独木舟其残长不过5.6米。我们发现的独木舟舟身长9.3米,且品相完好。
独木舟发现在息国故城边的河床底下,一沉睡就是3000多年,伟哉!壮哉!多少信阳发展史在这条独木舟上将得到了诠释。上世纪80年代,罗山莽张天湖村发现了商代贵族墓地。墓地在一片高台地上,宽阔的竹竿河从墓地东北蜿蜒流过。该墓地为息国贵族墓葬群,大批精美绝伦的铜器上多有“息”字铭文,距今已有3000多年历史。古代王室贵族习惯把墓葬放在自己的城池周边,直到春秋战国的楚王城仍沿袭着这一制度。有的甚至直接把墓葬放到了城内,以使其神圣不受侵害。可见当时的莽张应为息国都城所在地。而淮河里发现的独木舟与莽张天湖出土的青铜器年代大致相同,是否是当年息国的船只从竹竿河顺流而下,而发现古沉船的地方过去只是一个小小的码头?到周朝,随着下游淮河航运的发达,码头一带日益繁华,息国都城便从莽张迁移到现在的息县,而莽张的息国故城便渐渐衰颓也未可知。但不管怎么推测,航运业发达带来经济社会繁荣是一条社会发展的基本规律。青铜器是冶炼技术高度发展的产物,青铜文字、青铜纹饰又是文化艺术高度发展的象征。而造船、航运的发展又极大地推进和加快了地方经济、政治文化的融合与发展,当时的信阳大地,是多么繁荣的一幅画卷!
有人可能说,船是可漂流移动的,是不是一次洪荒把沉舟抛到息县而一压千年?这个可能是有的。但淮河从桐柏发源,经过很短一段流程就到了信阳,到信阳船才有航运空间。如果从下游溯流而上,更证明了当时息县的繁荣富饶,航运发达,不然,它落户息国故地干什么?
9.3米长的木舟,静静地躺在市文化大厦,每一天都要有人对它进行保湿、防蛀,防止它干裂损坏。下一步还要请业内专家对它进行保护处理,把这个“宝贝”正式请进博物馆,让其作为“镇馆之宝”,放在醒目的地方以展示它历史的尊严。我想,一讲就讲信阳的编钟演奏东方红乐曲,就讲楚顷襄王在信阳建都,我们对信阳史的认识还太短浅了。刳木为舟,剡木成楫。“刳”、“剡”都需要工具。从用石斧、石镰把几人合抱的参天大树变成舟楫,到用青铜利器刳制舟船,是从石器时代到青铜时代的历史飞跃,而这次发现的独木舟距今已有3500年的历史,而船的锛口深度许多都在3厘米左右,只有金属器才能达到这样的深度,说明我们的先辈在3500年前就在用金属工具加工舟楫。那么我们的金属冶炼加工比商代息国的铜器年代还要更早,我们信阳的文明是不是也应推得更远,4000年?5000年?文明不是出现在成果产生之日,而是产生在文明成果开始酝酿的时期。这让我们想起华夏五千年文明史,信阳的文明史也应该上溯到更早的时期。我们也有石镰石斧,我们也有金文,我们也有简牍,我突然想起了在史学界逐渐盛行起来的文明起源的“满天星斗说”,淮河是不是也应该成为中华民族的主要发祥地?
对历史的发现和探索研究是无穷尽的。历史的认知结论也总是因为新的发现而不断突破。古沉舟,你真伟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