翻开我国的历史，几乎每个朝代都实行过程度不同的禁酒制度，但最早的禁酒制度始于何时？为什么要禁酒？又为什么屡禁不止？本文试作些粗浅的探讨。
自从酒进入人类生活后，关于饮酒问题的是是非非便相伴而生。相传夏代的大禹饮了属下仪狄酿造的美酒，立即警觉到酒对人的诱惑力将不利于治国，便下令禁酒。但是，没有确切的文字记载大禹是我国历史上第一个发布禁酒令的人。据《尚书》记载，西周的周公旦才是我国历史上第一个发布禁酒令的人。周公旦是周文王的第四个儿子，周武王的二弟，武王在伐纣灭商的第三年即公元前1064年就得病死了，武王死后成王姬诵继位，因姬诵年幼，周公旦摄政。西周王朝在灭商后分封了许多诸候国，文王年幼的儿子康叔被分封到商的旧地唐（今山西翼城西），由于当时社会饮酒之风盛行，周公旦担忧康叔像殷末的统治者那样腐化堕落，便起草了《酒诰》来诰诫康叔诏诰天下，这便是我国历史上有文字记载的第一个禁酒令。《酒诰》总结了夏、商两朝末代君主桀（jié）、纣贪杯甚烈，丧命失国的教训，明确规定：“越庶国，饮惟祀，德将无醉”（摘引自《尚书·酒诰》篇）。意思是说，诸侯国君只有在祭祀的时候才可以饮酒，在饮酒的时候要以德行要求自己，不要喝醉了。禁令还规定：“‘群饮’……尽执拘以归于周，予其杀”（摘引自《尚书·酒诰》篇）。意思是说民众聚饮，要将其逮捕押解京城处以死刑。当然这里所说的民众绝不是奴隶，而是指奴隶主和平民阶层。不仅如此，禁令还规定：“弗蠲（juān）乃事，时同于杀”（摘引自《尚书·酒诰》篇）。意思是说不照禁令行事的执法者，同样治以死罪。周公旦如此重典禁酒，在出土文物中也得到了佐证。夏商周三代，喝酒之风最盛的当数商代，出土的商代青铜器中酒器占了很大的比例，有用于饮酒的爵、觚（gū）、觯（zhì），用于温酒的斝（jiǎ）、觥（gōng），用于盛酒的卤、壶、尊、盉（hé）、彝，用于贮酒的罍（léi）、瓿（bù）等，各种酒器名目繁多。1901年陕西宝鸡出土了一套西周早期的青铜柉（fán）禁（现藏于美国大都会博物馆），即放置酒器的器座，为什么要把放置酒器的置座叫做禁，就是告诫人们要遵守《酒诰》，即便是在祭祀时也要用酒有度。1978年在我省淅川县下寺又出土了一件精美的春秋时期的蟠虺（huǐ）纹铜禁（现藏于河南省博物院），这说明《酒诰》几百年来一直在影响着人们的社会生活。从春秋战国到两汉三国，从魏晋隋唐到宋元明清，几乎每个朝代都实行过禁酒制度。
历代为何都程度不同的禁过酒？
动因之一：出于行政治国的大计，禁酒以防政废国亡。《战国策·魏策》记载，大禹曾预言：“后世必有以酒亡其国者。”大禹是否有过这样的警示，我们无从考证，但史载夏、商两朝的末代君主桀、纣的覆灭却印证了这一说法。夏桀和商纣都是贪杯甚烈者，一个“为酒池可以运舟，一鼓而牛饮者三千人，醉而溺死者，末喜笑之以为乐”；另一个“以酒为池，悬肉为林，使男女裸，相逐其间，为长夜之饮”（摘引自《史记·战国策魏策》）。如此沉溺酒色，岂有不政废国亡之理。从国家治理的大计而禁酒的不仅有周公旦，春秋时期的齐景公，以及东汉初年、辽代开泰年间和金代正隆年间，朝廷都曾颁布酒禁，限制官员酗酒。
动因之二：出于粮食安全的大计，禁酒以储粮应变。历代实施禁酒政策多数是为了节约粮食，以防饥年或应战争需要。往往在以下几种情况下朝廷颁布禁酒令：一是大灾之年为抗灾度荒而禁酒。如汉景帝中元三年发生旱灾，粮食减收，天下大饥，景帝下旨禁止酒类贸易；东汉和帝永元十六年，兖、豫、徐、冀四州发生水灾，朝廷下旨在受灾地区施行酒禁政策以节粮度荒。二是因“酒耗民食”，谷物糜费而禁酒。如西汉的文帝就因为豪商造酒致使谷价上涨激起民怨而下诏禁酒。从汉唐至明清，朝廷时因“酒耗民食”而屡颁禁酒令。清乾隆年间朝廷还将禁酒载入刑律。三是在战争条件下为确保军粮供应而禁酒。如三国时的曹操，十六国时后赵皇帝石勒和明太祖朱元璋都为曾保证战争军粮需求而下令禁酒。
动因之三：出于社会治安的考虑，禁酒以减少滋事生非。《弟子规》曾规劝人们：“饮酒醉，最为丑。”说明了饮酒会使醉者在众人面前失态丢丑。然而，仅仅是失态丢丑还算不了什么，借助酒劲指东骂西滋事生非者大有人在，以致引起社会治安狱讼益繁。西汉丞相萧何早期曾做过地方小吏，十分了解市井社会，对醉酒者寻衅闹事引发邻里不和，狱讼益繁深恶痛绝，当他做了丞相主持制定《汉律》时，就把“三人以上，无故群饮，罚金四两”写进《汉律》，成为我国历史上第一个立法禁酒者，比美国1919年通过的关于禁酒内容的宪法修正案早2000多年。萧何的禁酒仅限于群饮罚金，而北魏文成帝拓跋濬（jùn）的禁酒则是历史上最为严厉的做法，无论买卖者、饮酒者抑或酿酒者，一概斩杀。清代乾隆元年，内阁大学士方苞曾做过社会调查，他认为在各级治安刑事案件中，“十常二三”皆由饮酒所致，因此力谏乾隆皇帝也实施禁酒政策。
我国禁酒的历史至少已有3000余年，但历代的禁酒令在颁布之后都不能做到令行禁止。凭心而论，酒本身并不存在该禁与否的问题。酒能醉人，但醉不在酒而在人，正所谓“酒不醉人人自醉”。禁酒不能令行禁止，应该从社会层面上去思考。从酒本身来说，它是一种物质的东西，当它进入人们的社会生活时才具有双面刃的社会功能，人们怎么利用和把握它则是人们自身的事。历代统治者实施的禁酒政策实际上是对酒的一种把握，该禁的时候禁，该开的时候开；有限度的禁，有条件的开。由于不同的时代背景和禁酒动因，历代的禁酒都不可能是彻底的。比如：在等级森严的奴隶制社会的西周时期，“刑不上大夫”就制约着《酒诰》的实施，士大夫以上的官员是否遵《酒诰》行事，就全凭其自觉性了。这种禁民不禁官的禁酒政策怎么能够令行禁止呢？至于那些从粮食安全角度而实行禁酒政策的，则更是粮食欠收年禁而丰收年开。自从秦始皇时商鞅首开税酒政策以来，高额的税收更加让历代的统治者在禁酒问题上反复不止。酒进入人类生活已经有几千年历史，饮酒已经成为人类一种遗传性的嗜好难以去除。因此，历史上禁酒与反禁酒的斗争也就一直没有停止过。最典型的当数孔融的《难曹公表制酒禁书》。东汉末年军阀混战，曹操为成就霸业保证军队粮饷，便制定了《酒禁》政策，但曹公的禁酒令墨迹未干，孔融就大唱反调，以其荡气回肠的言词盛赞“酒德”，列数圣哲先贤因酒而建功立业的史事与传说：“酒之为德久矣！古先哲王，祭帝禋（yīn）宗，和神定人，以济万国，非酒莫以也。故天垂酒星之耀，地列酒泉之郡，人著旨酒之德。尧不千钟，无此建太平。孔非百觚，无以堪上圣……高祖非醉斩白蛇，无以畅其灵。景帝非醉幸唐姬，无以开中兴。袁盎非醇醪之力，无以脱其命。定国非酣饮一斛，无以决其法。由是观之，酒何负于治者哉”（摘引自《后汉书·孔融传》）。显然，孔融为盛赞“酒德”颠倒了人与酒的关系，夸大了酒的作用，言过其实了。
历史的车轮滚到今天，在禁酒问题上始终存在着国家利益本位与个人性灵抒发之间的冲突，为寻求平衡，榷酒和税酒交替着禁酒一路走来。随着人们对饮酒所带来的社会问题（如交通肇事等）及对人体健康影响认识的逐步深化，政府在不同范围继续采取有限的禁酒措施和人们自觉地限酒会成为一种趋势，并且这种趋势也不会影响广大老百姓的杯酒自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