健全保障制度　促进农民就业创业

如何落实中央一号文件提出的着力解决新生代农民工问题？日前，本报邀请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党组成员韩俊，与来自地方的有关负责人和农民代表，共同探讨——

对话人———

韩 俊：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党组成员、农村经济研究部部长

王 铁：河南省信阳市委书记

张德豹：河南省信阳市第二建筑劳务公司副总经理

刘 涛：鹏隆集团公司董事长兼淮滨县固城乡楚寨村党支部书记

策划人———

李 力：经济日报产经新闻部副主任

话题之一

如何应对国际金融危机的影响？

韩俊：经济日报《对话》专栏关注劳务经济这个话题，很有意义。去年受国际金融危机的冲击，全国大约有2000万农民工失去了工作，引起了全国人民的关注。现在情况已经好转，绝大部分农民工都重新找到了工作。今年的中央一号文件特别强调，要“采取有针对性的措施，着力解决新生代农民工问题”。

河南信阳是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设立的一个固定调研观察点，所以我们对信阳农民工在国际金融危机的冲击下，出现的一些就业新情况非常关注。我们了解到，信阳市委、市政府未雨绸缪，派了五个组到全国各地了解农民工的就业状况，做了非常细致的摸底工作，确实为农民工调整就业方向、就业流向提供了非常好的帮助。信阳农民工返岗就业的情况比全国整体情况还要好一些。

王铁：国际金融危机对信阳劳务经济的发展造成了一定的冲击，部分外出务工人员失业返乡。这个影响总结起来有三个方面，一是对就业的影响。最严重的时候，返乡的农民工占当年外出务工总人数的四分之一，大约60万人左右。二是对收入的影响。由于返乡人员没有了工资，三四个月的时间没有收入。三是对稳定的影响。农民工没活干回家了，没有收入心里就会比较着急，容易出问题。

信阳市委、市政府非常重视这个问题，及时采取了应对措施，目前受危机影响返乡的农民工98％以上已返岗就业。信阳劳务经济能够快速地从危机中恢复过来，主要是由于信阳的劳务经济发展具有这样的优势和特点，农民工出去得早、根扎得好，有技能的多，选择的行业比较好。

还有一个特点，就是我们的组织性很强。我们在2006年建立了农民工外出务工办公室，真正使农民工的管理纳入党委、政府的重要议事日程。我们建立了网站，有每个农民工的档案和联系方式。信阳在全国建立了187个党支部，仅北京就有100个，有2700名党员。

张德豹：我就是信阳农民工在北京100个党支部书记中的一个。我们参与建设鸟巢、水立方、国家大剧院时，人员缺口比较大。去年受到国际金融危机的影响，北京建设用工需求量明显下降。好在我们从1988年就来到了北京，时间长、根基深，针对危机我们也采取了一些应对措施。北京的用工量小了，我们就辐射到了周边的省、区、市。现在我们一共有三十多个项目，辐射到了北京、天津、河北、辽宁、吉林、黑龙江等省、市。公司业务有序往外辐射后，可以多接一些活，增加农民工就业的机会，到目前基本保证了用工平衡。

刘涛：说起组织上对我们外出务工人员的关怀，我深有感受。信阳市各级党组织给了我大力的支持。我在外地创业期间，信阳市各级领导多次来看望我，关心我企业的发展，而且还专门去看望我的父母，组织上的关怀让我非常感动，我干起事业来更有动力和后劲啦！

韩俊：一些劳务输出大省都建立了专门的农民工管理机构，但是在外出农民工当中建立党的基层组织的，信阳是首创。信阳不仅提供就业的指导，还保证了这些流动的党员能过上党的基层组织生活。国际金融危机来了以后，这种组织构架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

话题之二

如何提高劳务经济发展的质量？

韩俊：从大势上观察，农民工现在有两个趋势，一是工资趋势性上涨不可逆转，二是农民务工技能需要不断提高，才能够适应这种劳动力市场新的需求。经过最近十年快速工业化、城镇化的发展，我国劳动力的供求关系，已经发生了转折性的变化。有一技之长的农村劳动力严重供不应求，年轻的农村劳动力供求矛盾非常突出。农民工的工资从2003年以后明显的上涨，现在沿海地区也包括内地，招工难现象越来越突出。

王铁：回顾我们农民工外出的历程，从上世纪80年代到现在，二三十年了，我总结大体上可分为四个阶段。

第一个阶段，靠一亩三分地不能增收致富，当时被迫出去了很多人。第二个阶段即上世纪90年代中期，在比较中走出家门，看别人出去挣钱了，就也想出去。第三个阶段就是前几年，在坦然中走出家门，你走我走，咱们都出去干活赚钱。第四个阶段，在快乐中走出家门。现在信阳的农民工出去，都开始讲条件了，有做领班的，有当技工的，还有出国的。尤其是信阳的涉外劳务输出，那是很抢手的。

目前我们涉外劳务输出总共两万多人，其中仅新县就有一万多人，都是订单培训的。在我们当地，年轻人经过三个月或半年的培训，就到国外务工，有到日本、新加坡、韩国的，还有到法国的。因此现在出去都是很快乐的，这是很大的转变。从某种程度上说，农民工兄弟就业水平上了一个大台阶。

韩俊：你们在农民务工技能培训方面做得确实很好。

王铁：我们在农民务工技能培训上多管齐下，把扶贫资金，阳光工程资金，支农资金都整合起来投入进去。现在我们好多农民工都是有品牌的。像新县是商务部发的全国4个涉外务工直派县之一。日本、韩国、新加坡等常年有人到那儿招工。新县的保安、潢川的花卉、平桥的建筑等等，在全国都是有名的。在信阳，农民外出打工的大约有250万人，占当地劳动力的三分之一。农民外出务工收入占当地生产总值的三分之一左右。其中经过培训的大约有50万，占外出务工总人数的五分之一，他们在农民工这个队伍中，发挥着重要的作用。

张德豹：这个我有很深的体会。在建筑行业，有技能的一天至少能挣150元钱，只会做小工的就只能挣80元钱。我们招工一般也是要技能工，这样才能保证施工质量，比较省心。

韩俊：信阳在发展劳务经济方面形成了一种模式。注重农民务工技能的培训，是发展劳务经济的基础性工作。在这个问题上，我们总体上来讲还没有探索出一条很好的路子来，政府投入的资金还比较少，农民务工技能培训还没有形成合力，培训对促进农民就业的效果在有些地区不是特别明显。现在支持农民务工技能培训的相关政策已经出台，国家将推进覆盖城乡的公共就业服务体系的建立，积极开展农民务工技能培训，整合培训资源，规范培训工作，增强农民就业创业能力。

话题之三

如何为回乡创业者提供更好的发展环境？

韩俊：广义的农民工既包括外出的，也包括就地就近转移和回乡创业的。我到信阳调研，看到农民返乡创业的势头这两年越来越明显，现在信阳有两三万外出打工的人回到家乡创业，带动了当地的就业，带动了当地经济的发展。信阳劳务经济的发展对全国有标本意义。

王铁：韩俊同志讲到的这个问题，是我们信阳非常突出的现象。信阳的外出务工人员现在纷纷开始“回乡筑巢”。国际金融危机发生以来，大批的外出务工成功人士和务工人员返乡就业，返乡创业。

我们提出，既要让农民工愉快地走出去，又要让成功者能够走回来。像刘涛同志，他在新疆创业成功了，就回到他家乡的村子，决心要把村子建设好。他们做了新的规划，搞得很好。我们就是要把这些能人请回来，建设我们自己的家园，这也是当前党和政府需要关注和引导解决好的一个大问题。

张德豹：我们现在已经和信阳谈开发意向了，我们要向刘总学习，回老家去创业，造福父老乡亲。

韩俊：刘涛同志可以讲讲，在新疆创业发展，为什么又回来了？

刘涛：上世纪80年代为了能吃饱饭，我投奔老乡和远方亲戚去了新疆。在新疆当过建筑公司的临时工，做过小买卖，开过酒店、中介公司、广告公司等等。什么赚钱干什么，不怕苦也不怕累。经过多年的努力，我创立的鹏隆企业（集团）公司已发展成为固定资产过亿元，产值达2000万元，并且一无贷款、二无外债的民营企业（集团）。

像王铁同志说的那样，楚寨是生我养我的地方，没有这个地方，哪有我的今天？我对家乡有很深的感情。现在我富裕了还不算富，得让我家乡的父老乡亲都富起来，我的企业目前具备这些条件。我已经开始做这方面的工作。

第一步是先把村里建设好。我出钱给村里修路，建学校和医疗室，这是一期工程，现在基本竣工了。二期工程马上实施，给村里建敬老院、幼儿园、文化广场。第二步，让家乡的人过上好日子。光公共设施好了还不够，还得让大家富起来。我们正在筹建一个综合性的大型养殖企业，打算让农民在当地再就业。这个项目占地面积800亩，预计投入2亿元，包括深加工一体化，目前正和欧洲的一家企业在商谈。

王铁：一定要发挥咱们的优势，与对方合作好，走公司加基地加农户这个路子，把新村建设、产业发展同时搞上去。

如何让农民工、成功人士顺利“凤还巢”，是我们面临的诸多问题之一。要让农民工能够回得来、留得住，我们得给他们创造条件，提供好的环境，建好标准化厂房，筑巢引凤，奖优扶强，让他们感觉值得回来。我们的尝试刚刚开始，随着整个经济社会的发展，这个工作会做得更好，帮我们农民工为社会做出更大的贡献。

韩俊：现在中央的政策是鼓励这些企业，通过各种方式，比如说通过捐献来参与新农村建设，参与农村社会事业的发展，也支持这些龙头企业和农民形成更加紧密的利益关系。企业到农村，不仅仅搞慈善事业，更重要的是培育出一个新的产业来，要为农民创造新的就业机会。近几年，沿海地区产业要升级，一部分劳动密集型产业就必然要往中西部地区转移。谁抢抓了产业转移的机遇，谁在引导农民工回乡创业方面政策力度大，谁就能赢得发展的先机。

话题之四

如何保障农民工的合法权益？

韩俊：这方面你们应该有切身的感受和体会。抓外出、抓回乡、抓服务，最重要的是抓维权。要形成维护农民工合法权益的长效机制，存在着很多亟待解决的问题。

王铁：现在很多企业在用农民工时，工资上同工不同酬，保障上同工不同保，教育上同工不同等，安全上同工不同安，政治上同工不同权。

韩俊：王铁同志讲的这五个不同，实际上就是中央反复强调要解决的问题，根据中央一号文件精神，特别是要着力解决新生代农民工问题，今后的方向就是要公平对待、一视同仁，实际上就是要权利一致、地位平等、制度统一、资源共享。

前不久我们去宁波调研，宁波70％的随迁子女能够在公办学校接受教育。我们的政策是两个为主————农民工外出务工的随迁子女，以输入地为主，以公办学校为主，让他们能够平等接受义务教育。现在中央财政已经拨出20多亿元农民工随迁子女享受义务教育补助金。

张德豹：我们在北京有12000名信阳籍的农民工，其中3000人是举家来北京的。这些农民工的孩子在北京有的能进公立学校，有的进不去。但相对来讲，留守子女还是多些。

大多数企业的观念就是多给农民工发点钱，但子女的问题解决不了，社会保障也解决不了。现在，由我们的甲方提供一份工伤保险，和劳务合同是绑定在一起的，只要注册了，安全这块就有保障了。我们还有一份地方政府搞的新型农村合作医疗，但是其他的保险就没有了。

王铁：信阳在北京建了几十所农民工子弟学校，条件比较简陋，但可以保证信阳农民工的孩子有学上。我们在北京还有三家医院，信阳农民工在这里直接享受新型农村合作医疗报销待遇。

为了保障农民工的合法权益，我们送给了农民工兄弟五个“金”字法宝。第一，送给农民工一个金手指。我们正确地指导农民工怎么办，有计划的组织农民工就业。第二，送给农民工一个金钥匙。培训让他们拥有技能，能够打开就业创业大门。第三，送给农民工一座金桥梁。我们给农民工建立一个渠道，让农民工知道怎么找工作。第四，送给农民工一个金拐杖。俗话说拄着拐棍好办事，我们要帮助农民维权。最后，送给农民工一个金招牌。搞专业化，系列分工，实现一县一品，把招牌打出去。

话题之五

如何着力解决新生代农民工问题？

韩俊：农民工是产业工人重要的组成部分，是实现城镇化很重要的一支力量，但他们还没有真正融入城市的主流，仍处在城市的边缘。

张德豹：我们很少有人能在北京买房子，但大部分都在信阳市、县城和乡镇买了房子，过上了城里人的生活。这几年我们公司员工在信阳买了几百套房子，一套房20万元左右，把孩子迁到市里，可以受到很好的教育。大家都觉得回到信阳当市民比较划算，并且生活习惯也都比较适应。

刘涛：我是要努力让父老乡亲在村里就能过上城里人的生活。

王铁：发展劳务经济，促进了农民增收致富，推动了区域经济发展。这几年农民工外出务工的收入逐渐增加，从每年的汇款中能感受出来。2008年一年，信阳的城乡居民存款增加了109个亿，2009年元月份，仅这一个月存款就增加了38个亿。

但是现在还存在很多农民工领不到工资，享受不到完善的社会保障等问题。农民工在进城后遇到的新情况、新问题解决不好，他们在城市里就安不下心来。同时农民工对家乡的感情，回乡创业的热情，实现自身价值的要求也是很强烈的。如何使城乡一体化真正搞好，这是个很大的问题。

韩俊：农民工进城务工、回乡创业，推动了工业化、城镇化进程。我们要积极稳妥地推进城镇化，吸纳农村人口加快向小城镇集中，促进符合条件的农民转移人口在城镇落户并享有与当地城镇居民同等的权益，统筹研究农业转移人口进城落户后城乡出现的新情况、新问题。特别是要采取有针对性的措施，解决新生代农民工问题。

这次中央一号文件首次明确提出解决新生代农民工问题。所谓“新生代农民工”，是指80后、90后农民工，大约有1亿人，在1.5亿外出打工的农民工中占60％。

这些拉着拉杆箱的农民跟当初扛着蛇皮袋进城的农民不同，他们渴望融入城市社会、享受现代城市的文明，但城市在很多方面还没有做好接纳他们的准备。今后可以考虑采取综合措施，解决新生代农民工问题：采取有效措施推进城镇化，特别是让符合条件的农民工进城；在就业、培训、社会保障、子女入学等方面保障他们的权益；同时要加强培训，让“阳光工程”尽可能覆盖他们。

中央一号文件提出，要加强农村新生劳动力的预备制的培训，给他们一定时期的免费培训，作为劳动大军的储备。另外，还要继续推进农村中等职业教育免费进程。

我相信，在统筹城乡发展的进程中，广大农民工既是积极的推动者，也将是最大的获益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