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燕林
高中一毕业，王朋就参加了生产队劳动。
刚开始劳动，王朋冲在前面，重活、脏活抢着干，担塘泥，做农活，没有不汗流浃背的。歇工时，不是自个儿看看书，就是给社员们读读报纸、讲讲形势，感到劳动也是很快乐的。一次，大队支书在听到生产队反映后，还说这样的年轻人难得，应该好好培养。他知道后，便暗下决心，一定要干出个人模狗样来。
转眼到了栽秧季节。队长把劳力分成三拨，一拨犁田、一拨施肥、一拨做杂活。王朋自愿犁田。他边学边犁，边犁边学，使出浑身解数，累得腰酸腿软，总算在别别扭扭、磕磕碰碰中挺了几天。犁陷泥田时，王朋可遭罪了。那陷泥田，一踏进去脚半天拔不出来。他个小，身体单薄，铁犁又重，累得喘不过气来。赶牛的方法也不熟，牛无所适从，索性停下来，扭回头，一对牛眼瞪着他。有时掌犁不准，不是犁走表皮，就是犁尖扎进深土，牛拉不动，挣断了牵绳。自己成了泥猴子不说，后面的牛又顶了上来，他手忙脚乱，只得请人帮忙重新套犁。瞧那施肥、做杂活的，这树荫站站、那埂上坐坐，又闲散又舒服。哪像犁田的，牛一套上，周而复始地围着田转，个把多月都不会闲下来。犁麦田吧，土疙瘩碰着，麦茬戳着，也怪难受的。经常帮忙的人劝道：犁田连我们都吃不消，何况是你？还是换个活干吧。听到帮忙的一说，王朋心动了。下午收工后，他找到队长再三说明原因，要求换活。谁知队长脸一板：你不犁谁犁……那没有一点人情味的语气，一下子激发了他的豪气，他牛鞭一扔，扭头就走：明天我就不犁了！
第二天，王朋赌气加入了施肥的一拨。下午，社员们在一起开会，会计主持会议，队长先小结了一下前段生产情况，然后话锋一转，劈头盖脑地批评起王朋：才搞几天活就捣蛋，不服从领导，目无组织，干起活来拈轻怕重，并说这个态度必须要压下去，要严肃处理。王朋一听就火起，怪不得上午大柳树下班子的几个成员嘀嘀咕咕半天，原来是在策划批斗会呀！但他还是耐着性子，当着社员的面，一再地解释原因，求得大家的同情。可队长就是不依不饶，队长夫人还火上加油。读书，读成了满肚子青菜屎……。话说得尖酸、刻薄、难听，几个扛二蛋的时不时放些冷铳。王朋忍不住了，掂起凳子往会场中间一顿，他的大哥也跟了上去，帮助弟弟应付着前后左右的责难，据理力争。一些同情的，说一些公道话……，渐渐的，会场的情绪缓和了下来。山里的天黑得早，会议不得不草草收场。王朋知道，小鞋恐怕是牢牢地穿定了。
打那儿起，王朋的境遇真的有了大的变化。他被另眼相看了。劳动日八分降成七分。大队组建青年农场，专种拦河改造的大寨田，抽他去当班长。场长看到他的工作实绩，知道工分拿的低，便主动去协调，但每次都落了空。大队培养他当兽医的动议，也被回绝了。当兵吧，说是上中农。后来当民办教师，受到的刁难更是一次又一次。最后，支书火了，校长也急了，才勉强得到小队的同意。那一年，他伤透了脑筋。
上天终于有眼，不久，高考制度改革，他一举登榜。临走时，伙伴说，是龙总会冲天的，他笑了笑，未置可否。
多少年后，王朋回到家乡看望父母，意外碰到那时的队长。队长不无歉意地说起当年的事，他紧紧握着队长的手，不无感慨地说：都过去了。唉，那个年代，谁能把握得了呢！说罢，他俩相视一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