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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孙洪宪
1976年8月，许世友对我说：“我这里不是久留之地，你还年轻，应该到部队去锻炼，也可以进院校深造。”
1976年8月，我离开许世友，调任新的工作岗位。
到新单位报到前，许世友把我叫到会议室，两人相对而坐，进行了我到留园七号后第一次正规而深情的谈话。我为许世友的深情所感动，永远把那次谈话定格在了脑海里。
那天，许世友一改往日交代工作时的严肃表情，充满着温情和关爱。就像一位严厉而不失慈爱的父亲，对将要出门远行的孩子鼓励和叮嘱。许世友语重心长地说：“胖子，我这里也不是久留之地，你还年轻，应该到部队去锻炼，也可以去院校学习深造。”许世友话语一转，又来了段对我工作的评价：“你在我身边差不多三年了，大错没出，大情没漏，我是满意的，就给你打八十分吧。以后有什么问题，可以直接来找我。”
我听到这儿，眼眶一下就湿润了。想到当初自己这个新兵，既缺乏生活阅历，又没有多少工作经验，担任许世友的秘书能达到及格水平就算不错了，想不到许世友竟然给自己打了八十分，这显然是首长对自己的鼓励啊！
此时此刻，我禁不住回想起在许世友身边工作三年来的许多往事。尤其是那些由于自己在工作中有时粗心大意，有时把关不严造成工作失误的往事，像过电影般在脑海中一一闪过。
那是1974年年初，我到许世友身边工作不久，国家第四机械工业部部长王诤来广州，下榻珠江宾馆。这天，王诤通过珠江宾馆的领导打电话，说要来看望许司令。可能是王诤的“诤”与王震的“震”两个字发音相近，我未加思索，就以为是延安时期担任三五九旅旅长的王震来了，马上报告许世友说：“北京的王震同志要来看望首长。”
听说王震来了，许世友非常高兴。王震可是当年毛泽东倡导开展大生产运动“自己动手，丰衣足食”的标杆。战争年代他虽然没有和许世友在一个部队共过事，但两人的感情非常好。许世友对王震的来访非常重视，对我说：“王胡子是湖南人，通知食堂，加几个辣子菜，晚上请他到家里吃饭。”
一切安排停当，许世友亲自到门口迎候。我从没见过王震和王诤，客人到来后，我仍把王诤当成王震，此时却发现许世友的脸上出现了异样的表情变化，狠狠地瞪了我一眼。
我深感困惑，但不知道做错了什么。
晚饭后，许世友送客人下楼。我陪许世友一起将客人送出了大门口。转身回来，许世友一脸严肃地对他说：“你真是个笨瓜，连王震和王诤都搞不清楚。他叫王诤，不叫王震！”我这才认识到自己粗心大意，凭想当然断定，犯了不应该犯的错误。
许世友接着告诉我说：“王诤是我军的通信专家，早在红军时期，就是红军总部通信大队长。幸好我和王诤同志也熟悉，要不非出洋相不可。”许世友平时骂人“笨瓜”而不骂“笨蛋”，他认为“笨瓜”不算骂人。
许世友对我的这次失误没作太多指责，丢下一句：“以后搞准情况再报告，不要张冠李戴。”就上楼去了。
1975年秋天，许世友在空军服役的儿子回到广州。许世友正好视察部队去了，留我在家值班。许世友的儿子向我提出，要开许世友留在家中备用的吉普车，去看望在重庆上大学的妻子。
我没有同意，一是因为许世友回来随时要用车；二是去重庆路途遥远，担心路上安全有问题。这时他又要求我想办法在部队找一辆车用。我感到很为难，提出要向许司令报告。他儿子明白，一旦让许世友知道将意味着要车的事泡汤，他不赞成报告，就和司机到军区机关车队借了一辆吉普车上路了。没想到，他们在途中撞死了老百姓的一头牛。人还没有回到广州，撞死牛的消息就传到司令部车队，车队报告管理局领导，最后传到了许世友的耳朵里。
许世友本来对子女要求就很严格，知道这一情况后，顿时火冒三丈。他见到我，劈头盖脸地问：“胖子，是你给那小子派车了？”
“不是我派的！”我解释道。
许世友听了，更是气不打一处来：“你说不是，我看就是你派的，你是罪魁祸首。”
后来，许世友了解到，车的确不是我派的。他仍一脸严肃地说：“你不是罪魁祸首，但你是最大的帮凶。你不要给我帮倒忙。”
听着许世友的训斥，我感到自己确实没有把工作做好。虽然没自作主张派车，但首长不在时留守值班，就应该坚持原则，替首长把好关，可自己没有做到。
每当我回想起当年在许世友身边工作的这些失误，就感到内疚。如果自己考虑问题能够再细致一些、处理问题能够再周到一些，那该多好啊，可惜自己当时太年轻了。
我在许世友身边工作了近三年，因为许世友对身边工作人员的关心和爱护，我后来去桂林军政干校（后改为桂林陆军学院）政治大队学习，之后回到军区机关工作，一直到后来担任某部正师职政委。对于我来说，在许世友身边工作的那几年，是我一生中充满光彩的时光，也是我的境界得到升华的美好岁月。如今当年年轻的我也已卸下戎装，但在我的心中，许世友的形象永远是那样的清晰与恒久：铮铮铁骨，浩气长存。（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