光山县大苏山净居寺文化研究会 石言
在光山县大苏山净居寺古碑廊中，最引人注目的古碑文当数明嘉靖年间（1556年）由时任光山县令沈绍庆所刻立的苏轼《游净居寺诗并叙》（诗见《苏轼文集》卷十一）。苏轼《游净居寺诗并叙》全文如下：
“寺在光山县南四十里，大苏山之南，小苏山之北。寺僧居仁为余言：齐天保中，僧慧思过此，见父老问其姓，曰：‘苏氏’。又得二山名，乃叹曰：‘吾师告我，遇三苏则住。’遂留结庵。而父老竟无有，盖山神也。其后僧智顗见慧思于此山而得法焉，则世所谓思大和尚、智者大师是也。唐神龙中，道岸禅师始建寺于其地。广明‘庚子之乱’，寺废于兵火。至乾兴中乃复，赐名曰‘梵天’云。”
十载游名山，自制山中衣。
愿言毕婚嫁，携手老翠微。
不悟俗缘在，失身蹈危机。
刑名非夙学，陷阱省积威。
遂恐生死隔，永与云山违。
今日复何日，芒鞋自轻飞。
稽手两足尊，举头双泪挥。
灵山会未散，八部犹光辉。
愿从二圣往，一洗千劫非。
徘徊竹溪月，空翠摇烟霏。
钟声自送客，出谷犹依依。
回首吾家山，岁晚将焉归。
细心的读者可能会发出这样一个疑问：诗的题目为“游”，而全诗的内容为什么明显地表露出“诉”和“悟”，却体味不出“游”的意境呢？要准确地读懂和理解这首诗，我们有必要从诗的背景入手，来轻轻揭开发生在近千年的那场震惊朝野、悲憾千秋的“乌台诗案”的神秘面纱，以探究诗人当时的心境和该诗的内涵真谛。笔者挚于对家乡精品文化的酷爱，试就该诗的写作背景和内容作一粗述，供读者批评指正。
一、“乌台诗案”的来龙去脉
该诗写于北宋元丰三年（1080年），至今已930多年。元丰二年（1079年），诗人遭遇了平生第一次灭顶之灾——“乌台诗案”，他不仅在仕途上一落千丈，而且险丢性命。所谓“乌台”，即御史台，是我国古代封建社会朝廷中专司查办官吏的衙门，其职能大致相当于现在的监察部。自汉代后，御史台亦被称作“乌台”。现据林语堂《苏东坡传》和《康震评说苏东坡》二书，我们将“乌台诗案”的起因及过程予以还原。
宋英宗治平二年（1065年），苏轼从陕西凤翔县任上回到京城，任直史馆，负责编修国史。此时，他的夫人王弗和父亲苏洵先后病逝。按照封建礼仪，苏轼和其弟苏辙即辞去官职，护送父亲和妻子的灵枢回四川眉山故里安葬，并守孝三年。宋神宗熙宁二年（1069年）元月，苏轼兄弟二人守孝期满返回京城，然而等待他们的不是撒满鲜花的金光大道，而是一场充满争斗和凶险的政治大变革——王安石变法。这场变法虽然有怀着中兴大宋、革弊兴利豪迈志向的年轻皇帝宋神宗赵顼的倾力支持，但一开始就遭到权重位高的一大批保守大臣的激烈反对。于是，朝中开始形成了围绕着支持还是反对变法的势均力敌的两大阵营，即以王安石为代表的变法派和以欧阳修、司马光为代表的反对派，即保守派。日后，两派逐渐演变为所谓的“新党”和“旧党”。随着变法实践的不断深入，两派的矛盾和斗争日益加深，尖锐而不可调和。
苏轼一回到京城，就面临着是支持还是反对变法的政治选择。很快，苏轼的政治态度就十分清楚地表露出来：他不赞成变法，是个典型的反对派。今天，我们不必为我们的大文豪的这种政治选择而惋惜，换言之，我们不应苛求苏轼应成为一个我们主观想象中的政治上“完美”的人。苏轼的这种政治选择有其深刻的内在原因：一是他认为变法有可能动摇北宋朝廷的根本制度，同时变法派在用人上确实存在重大失误。二是变法应渐进，而王安石的变法方式过于激进。三是他同一大批反对变法的元老重臣有着不一般的渊源关系，必然在思想和感情上有所倚重。苏轼的这种政治态度既有深刻的思想基础，即对当时的北宋王朝的社会弊病认识不清，因而危机感不强，又有此时的苏轼从政经历尚浅，对于变法的积极方面认识不足，消极方面估计得过于严重。所以，在政治上保守就成为理所当然。由于我们的大文豪在人格、性格和处事方式上太有“文化人”表里如一、刚直不阿、光明正大的士大夫特征，因而他不但从内心反对变法，而且把思想上的反对变为实实在在的、毫无顾忌的行动。他先后给宋神宗皇帝上《议学校贡举状》《谏买渐灯状》《拟进士对御试策》《上皇帝书》《再上皇帝书》等多封奏章，系统阐述反对变法的态度和理由。我们不妨从《康震评说苏东坡》一书里，摘录几段他给宋神宗皇帝奏章里的用语。他在《拟进士对御试策》中说，现在的变法就好比有人在深更半夜坐着马车奔跑在山间小路上，前面骏马狂奔，后面是马夫拼命地鞭打，随时都有车毁人亡的危险。希望陛下解下马鞍，喂饱骏马，等到天亮后在大路上慢慢行走，也并不晚啊！在《上皇帝书》中说，陛下英明神武，天纵英才，不可谓不英明、不勤勉、不果断。但是，太急于求成，提拔官员太快、太乱，耳朵太软。在《再上皇帝书》中，他警告宋神宗，如今的为政之道，变法措施，就好比医生在患者身上用毒药，以性命的生死来检验药效。如果一意孤行不加制止，终究会导致国家大乱败亡。这就是我们的苏轼！如今，我们仍有足够的理由为我们的大文豪这种光明磊落的襟怀和直吐为快的风骨而震撼和喝彩！苏轼不愧是“为真理而斗争”的勇士和敢于担当的大丈夫！然而，他却为日后政治仕途上的坎坷提前“埋了单”。
苏轼的这些言论文章，不仅使宋神宗心里不快，也深深刺痛了变法派。他自己也深知，应尽快离开京城这个是非之地，便主动向朝廷提出离京去做地方官的申请。宋神宗恩准了其请求。于是，三十六岁的苏轼便开始了八年的地方官经历。先在杭州任通判，后又被调往密州（今山东诸城）、江苏徐州和浙江湖州任知州，并取得了不错的政绩，得到老百姓的拥戴。尤其是杭州筑堤和徐州抗洪防洪被传为佳话。
元丰二年（1079年）四月，苏轼刚刚就任湖州知州，还未来得及筹划新的宏图，一场突如其来的灾难彻底打碎了他欲施展新抱负的梦想，“乌台诗案”的序幕被徐徐拉开。我们的大文豪从此开始步入苦旅，尽管在后来的“元佑更化”时有过极短暂的腾达，但其后半生的命运一直是坎坷破残，直到生命的终结。
自熙宁元年（1068年）开始的王安石变法至元丰二年（1079年）已十年有余，不仅轰轰烈烈的变法本身风云变幻步履维艰，且两派代表人物也“各得其所”“物是人非”了。变法派领袖王安石先后两度遭罢相，此时正在江宁（今南京）闲居。保守派领袖欧阳修已谢世，另一领袖司马光远离政治，不问国事，正在洛阳闭门著《资治通鉴》。但当年被视为政见不同的变法与反变法的争论，到此时已演变为排斥、打击异己力量的残酷政治斗争。且变法派的新晋人士在朝中处于得势之位，占据着绝对的优势。其代表人物是御史中丞李定以及权监察御史舒亶、何正臣等。最为关键的是，此时的宋神宗已由当年锐气十足的年轻革新皇帝变成一个独裁者。为树立个人权威，他对保守势力采取严厉的压制态度。过去反对变法的声音被视为不同政见，到了元丰年间，反对变法就成为反对国策和反对宋神宗皇帝本人，成为十恶不赦的大罪。李定等人一方面为推进新法，另一方面为巩固自己的权位和既得利益，积极迎合宋神宗的意图而不遗余力地寻找打击目标。于是，险恶的政治气候决定了我们的大文豪在劫难逃，且“顺理成章”。
如前所述，保守派的领军人物一个谢世，一个“退居”洛阳。那么，苏轼就“荣幸”地被“首选”为开第一刀的人。李定等人之所以选定苏轼为打击的“靶子”，主要有以下理由：第一，苏轼在反对派的旧党人物中，名气和影响较大。欧阳修去世后，苏轼逐渐成为文坛和学界的领袖人物，身边聚集了如“苏门四学士”、“苏门六君子”等一大批著名的文人学者，社会声望高，扳倒苏轼就可以达到扳倒一大片的作用。第二，苏轼敢说敢为，反对新法的声音高，抨击力度大。虽后来成为地方官，还是给皇帝写下不少反对新法的奏章和抨击新法、嘲弄新法人物的诗文，在社会上反响强烈。第三，宋神宗虽不满意苏轼反变法的言论，但却十分欣赏其才华。如：宫里人都知道，宋神宗只要在用膳时停下碗筷，必定是在专心致志地看苏轼的文章。李定等人担心，一旦有朝一日宋神宗突然决定调苏轼回朝予以重用，对变法新晋人士必然是一个巨大的威胁。因此，必须置苏轼于死地，以绝后患。
既然要下决心扳倒苏轼，最合法的理由莫过于苏轼讽刺新法，藐视朝廷，甚至敢训斥皇帝。这一罪名如成立，就实为十恶不赦，死有余辜。而我们的大文豪又偏是一个性情豪放且口无遮拦的人，头上的“辫子”实在太多。屠刀就这样悄悄地向苏轼举起，“乌台诗案”也就正式鸣锣开场了。经李定等人周密细致“侦缉”，苏轼的“罪恶”被一一揭露出来。
——元丰二年（1079年）六月二十七日，权监察御史何正臣首先发难。他上奏宋神宗皇帝说：苏轼在《湖州谢上表》中妄自尊大，大放厥词，愚弄朝廷。在新法推行的关键时刻，对苏轼这样反对变法之人，必须严惩不贷。而事实上苏轼到任湖州后，按照惯例给皇帝写一封表示感谢的奏章，即《湖州谢上表》。奏章中言：“湖州风俗阜安，在东南号为无事；山水清远，本朝廷所以优贤。”这本来是称赞该地风俗纯朴，山清水秀，是朝廷礼遇贤能的好地方。但却被诬为苏轼埋怨朝廷不给他委以重任。又如，苏轼在奏章中说自己人微言轻，才学浅陋，毫无所长。被诬为正话反说，自我吹捧。再如，苏轼言自己在仁宗朝代时就在朝廷做过官，现在又担任地方长官，被诬为摆老资格和臭架子，向朝廷邀功请赏。还有，苏轼在奏章中称：皇上知道我愚昧不合时宜，难以追随那些新晋人士。且知道我年老不会惹是生非，也许还能照顾百姓。被诬为是对变法派新晋官员的人身攻击，意在指新晋人士成天惹是生非。
——七月二日，御史台另一要员舒亶第二个披挂上阵。他将苏轼在杭州任通判时的诗集《苏子瞻学士钱塘集》献给宋神宗，并从中挑出所谓讽刺新法，侮辱朝廷和皇帝本人的诗句。如：“赢得儿童语音好，一年强半在城中。”“读书万卷不读律，致君尧舜知无术。”“东海若知明主意，应教斥卤变桑田。”“岂是闻韶解无味，尔来三月食无盐。”等诗句，被说成是蓄意嘲弄朝廷救灾、用新法考核官员、兴修水利等一系列新法度和反对盐业专卖。舒亶迫不及待地请求宋神宗立即将苏轼严惩，以杀一儆百。
——就在舒亶上言的同一天，御史中丞李定终于按捺不住，亲自出马上奏宋神宗，指出苏轼犯有四大该杀之罪：一是本不学无术，偶然中举，浪得虚名，在朝中滥竽充数，且三番五次诽谤朝廷，怙恶不悛。二是皇上宽宏大量，等待苏轼悔过自新许久，但他不仅不知道悔改，反而变本加厉，对朝廷和皇帝口出狂言，傲慢无礼。三是苏轼反变法、抨击圣上朝廷的诗文言论蛊惑人心，混淆视听。为官之人，却不遵循皇帝法令，不服从圣上教化。四是苏轼精通史传，应懂得和遵守君臣之礼，反而对圣上推行的新法政策采取诋毁态度，可谓明知故犯，这本身就是死罪。
此时，已变成独裁者的宋神宗正在为新法推进过程中出现的种种问题而焦头烂额，怎经得起李定等人的邪火中烧！于是下令将苏轼逮捕交御史台查办。
平心而论，苏轼确实写过一些讽刺、抨击新法的诗文，这既是其思想和性格的使然，又有其对新法的偏见。但从苏轼的基本政治立场来说，他是衷心拥戴宋神宗皇帝和大宋封建王朝根本制度的。即使是对新法提出批评和讽刺，其出发点和最终目的还是要维护和捍卫这个根本制度。因而，根本不存在有意诽谤朝廷，中伤圣上。“乌台诗案”的过程让我们对封建专制制度下“欲加之罪，何患无辞”的认识深刻化，也使我们深切地感受到这种制度下所产生的“小人政治”的危害是何等之大！在苏轼命悬一线的危急时刻，我们传统文化中存在的“落井下石”之恶习也得到充分表演。原本同苏轼无利害关系的宰相王珪在此时将苏轼所写的一首描绘桧树的诗文交给宋神宗：“凛然相对敢相欺，直干凌空未要奇。根到九泉无曲处，世间惟有蛰龙知。”他指着诗的后两句对宋神宗说：“陛下飞龙在天，而苏轼却求知于地下的蛰龙，这不是对圣上的不忠吗？”幸神宗头脑还算清醒，不屑一顾地回答：“诗人语怎么能这样理解呢？他不过是描写桧树而已，况且自古称龙的人多了，如诸葛亮自称卧龙，但他并不是国君。”王珪这才自觉没趣。这种制度和文化背景，甚至使“哲人”的灵魂也会发生扭曲。北宋著名科学家沈括竟然也参与了对苏轼的诬告！
御史台办案人员挖空心思编织罪名，同时动用刑讯逼供手段，欲置苏轼于死地。漫长的审讯使苏轼的精神濒于崩溃。平日旷达豪迈的大文豪，面对可能的死亡，也难于做到心静如水。他的心中涌起阵阵凄惨和悲凉，思念着妻儿和远在他方的兄弟苏辙。绝望之余，他提笔写下：“是处青山可埋骨，他时夜雨独伤神。与君今世为兄弟，又结来生未了因。”寥寥几句，绝望之情跃然纸上。
就在苏轼即将被送上断头台之时，中华民族的主流文化而凝成的正义精神也正在发挥着巨大的作用，蕴藏在人们心中的良知并没有因权贵的淫威而泯灭，正义的呼喊不惜冒犯皇颜，朝廷上下，宫廷内外，一场旷世大营救迅速展开。保守派中，七十多岁的退休宰相张方平给宋神宗疾书要求赦免苏轼。在职的中立派宰相吴充以曹操能容忍当面骂自己的祢衡这个历史典故来劝导宋神宗应容忍说了几句怪话牢骚的苏轼。苏辙和“苏门四学士”“六君子”更是奔走呼号，为一代文坛领袖鸣冤。更让人感动和起敬的是，变法派的领袖，此时已退居江宁的王安石在长江岸边石头城下发出了惊天地泣鬼神的正气之声：“盛世安有杀名臣之理！”并上书宋神宗赦免苏轼。在苏轼的生死关头，王安石这种态度至关重要。因为，第一，他曾是变法派的领军人物，能够给执政的新晋官员起到很大的影响作用。第二，他虽退居南京，但一直是宋神宗器重的人。第三，他作为变法的领导者和实施人，竟能如此宽容苏轼的一系列抨击新法的言行，这种人格的完美力量上可以打动圣上，下可以顺应民心。在营救苏轼的队伍中，还有一股起关键作用的力量——后宫势力。宋神宗祖母曹太后告诉他：苏轼、苏辙二兄弟是你祖父仁宗皇帝亲自选拔的两个宰相之才。并说：“因写诗文而系于牢狱，自从开国以来尚无先例。我患病已久，万不可再致冤屈之事，以免损伤天地中和之气。”的确，据史载，宋太祖赵匡胤立国之后，曾在太座里刻下祖训，其中一条就是：“不得杀士大夫及上书言事人。”
面对着变法派新晋官员对苏轼坚决处死的强烈要求和举国上下一浪高过一浪的要求赦免苏轼的呼声，宋神宗的头脑几乎到了要爆炸的程度，是杀还是赦的斗争相当激烈。最终还是正义胜过邪恶，宋神宗的理智战胜了情感。十二月二十八日，在苏轼被拘押了一百三十天后，宋神宗终于做出了终审决断，苏轼获“诽谤朝政，妖言惑众”之罪名被贬黄州（今湖北黄冈）任团练副使，最终从鬼门关里逃脱保住了性命。宋神宗的这个决断是明智的，起到了“一石三鸟”的效果，即一方面达到了整肃纲纪、压制言论的目的，从而进一步树立自己的权威；另一方面又照顾了朝野上下，尤其是王安石和后宫势力的呼声和面子，从而受到仁政的赞誉；同时在内心深处表明了他对苏轼才华的爱慕而特意保护。至此，轰动朝野的“乌台诗案”终于以苏轼流放式的外贬和苏辙被降职而落下帷幕。“乌台诗案”对苏轼是丢魂落魄的噩梦，但对光州大苏山净居寺却是一种“幸运”和“机会”。因为，如果没有“乌台诗案”，大苏山净居寺就几乎不可能有机会迎纳苏轼，进而也就不可能有千古不朽之诗篇——《游净居寺诗并叙》了。
二、大苏山迎来落难的“自家客”
据《苏轼年谱》载，苏轼于元丰三年（1080年）正月初一离开汴京，正月十八到达大苏山净居寺。他为什么要在前往黄州途中访大苏山净居寺呢？笔者认为这既是顺访，更是专访。说其顺访是因为，光山在古时是中原地区通往长江流域的必经之路，春风岭（今河南新县小界岭）被称为是大别山口。苏轼自开封入黄州的路线大致为：京城开封——息州渡淮（今河南息县）——光山——春风岭——麻城——黄州。他在《梅花二首（光山度岭作）》中吟：“何人把酒慰深幽？开自无聊落更愁。幸有清溪三百曲，不辞相送到黄州。”数年之后，他被再贬广东惠州时见梅花早开，再次回想起来光山春风岭的情景，又写下了“春风岭下淮南村，昔年梅花正断魂”的诗句，并自注云：“余昔赴黄州，春风岭上见梅花，作两绝。”因此，他在赴黄州途中访大苏山净居寺就是顺“路”成章了。说其专访，有以下原因：首先，大苏山净居寺是佛教天台宗思想发祥地，而苏轼对天台宗佛教崇拜有加。早年，他任杭州通判时就与天台僧人佛印交往甚密，来到天台二圣慧思、智顗的道场岂有不拜之理？更何况遭遇了人生的重大挫折后，在思想和心理上都特别需要精神的抚慰。其次，净居寺是先皇宋真宗赐额的寺院，如果路过而不拜，若再有人举报他因负气过宋真宗题额的寺院而不入，岂不是又加一罪。再次，苏轼是性情中人，游历山水是其一生的癖好，名气硕大且风景秀丽的大苏山岂能不游！也许更深刻的理由在于，一个遭贬落难之人在苦旅途中是多么想找一处在身心两个方面都可以放松的驿站歇歇脚啊！而大苏山姓苏，是“自家山”，这不就是最理想的“驿站”吗？就这样，大苏山净居寺终于迎来了虎落平阳、龙搁浅滩的“自家客”——苏轼。
净居寺寺僧们并没有因此时的苏轼为仕途失意之人而轻慢他，反而把苏轼的到来视为大幸，对其照顾得更加无微不至，使落难之中的苏轼亲身体会到佛教的精神慰藉和人文关怀。在苏轼到达的那一天，方丈居仁和尚亲率众僧在大苏山谷口徘徊寺前迎客松下以大礼迎接，并每日陪他读书品茗，共同探研法华教理，用悠悠禅意来抚慰他那深受创伤的身心。我们的大文豪一到了“自家山”受到寺僧们的抚慰，似乎一下子恢复了其诗人的本性，一扫几月来遭受屈辱所产生的低沉情绪和沿途的苦累疲倦。当居仁和尚领其来到同根三异树下，他即见景生情，脱口吟出：“四壁青山，满目清秀如画；一树擎天，圈圈点点文章”的千古佳联。短短20个字，述尽了大苏山如诗如画，妙不可言的景致。在品茗时，居仁和尚特用大苏山上等好茶让苏轼品饮。浑身浸透了佛气、灵气的大苏山茶与天台教理一样浸润着苏轼那久渴的心田，他不由得从内心发出“淮南茶，信阳第一”的由衷感叹。
三、《游净居寺诗并叙》是苏轼宦海人生的反思和解悟
历史没有空白，但不可否认对历史的研究确因有遗漏而造成的遗憾。苏轼赴黄州途中小住光州大苏山净居寺被史学家和文学家们所忽视就是这样的遗憾。许多研究苏轼的书籍和文章，浓墨重彩地描写了“乌台诗案”后苏轼在黄州的境况和心路历程及其所达到的文学高峰，却鲜见甚至没有提及他在大苏山净居寺的思想转折这个重要历史事实和情节。个中原因，或许人们认为苏轼在大苏山净居寺是顺道路过且时间太短，或许是认为苏轼小住大苏山净居寺对其人生历程无关紧要，或许是认为苏轼在大苏山净居寺留下的历史资料太单薄。看来，这个漏缺和遗憾唯有我们光山人来弥补了。笔者为此已做过两次努力。一是数年前，北京师范大学教授康震在央视《百家讲坛》栏目解说苏东坡后，笔者曾以请教的口气给康教授写了一封题为《康震教授的疏忽和遗漏》的信，较详细地介绍苏轼在大苏山净居寺的史实，提出《游净居寺诗并叙》是苏轼人生态度转折的重要依据，建议他应重视大苏山净居寺对苏轼人生观影响的研究。二是2009年2月，在由武汉大学和湖北黄冈市政府联合召开的中日韩天台学术对话国际研讨会和苏轼与黄州文化研讨会筹备会上，笔者在发言中称：“没有苏轼在光州大苏山的反思和醒悟，就没有其在黄州的超然和洒脱；没有《游净居寺诗并叙》就不可能有其在黄州所达到的“二赋一词”（‘前后赤壁赋’和‘念奴娇—赤壁怀古’）的文学高峰。苏轼访大苏山净居寺是其在黄州立足和成就文学高峰的前奏和必不可少的台阶。”尽管这个说法具有浓烈的热爱家乡的感情色彩，但时至今日，笔者自认为并不偏颇，同时这也是光山人对弥补苏轼文化研究缺憾的呐喊。
苏轼在大苏山净居寺小住的时间虽然不到十天（根据《苏轼年谱》和《黄州志》载，其于元丰三年二月初一抵黄州），但不仅给光州人民留下了极其宝贵的具有极高文学价值的精神文化财富——《游净居寺诗并叙》，而且该诗本身也是今天我们研究和探寻“乌台诗案”后苏轼心理轨迹和人生态度发生重大转变的第一手资料和有力证据。笔者不妨以浅学之见对该诗进行意译。
诗的前四句：“十载游名山，自制山中衣。愿言毕婚嫁，携手老翠微。”大意是诗人数十载来就酷爱游历名山大川，且自己制作了游历山水所穿的衣服，并早已同妻子商定待儿婚女嫁后，携手并肩去享受和陶醉于游历大好山河的乐趣。“不悟俗缘在，失身蹈危机。刑名非夙学，陷阱省积威。遂恐生死隔，永与云山违。今日复何日，芒鞋自轻飞。”大意是：自己本一文人不悟做官之道，却步入了充满风险的仕途，那为官所靠的“刑名”（战国时法家的一派，注重循名责实，后演绎为官场处理上下关系的为官之道）之术，不是自己之所长，因而遭受陷害损名伤誉。此后恐怕生死两茫，也许将永别故乡山水流落他乡。如今在寒冬雪地里脚着草鞋如此日复一日地赶路，就是为早一天到达所贬之处。“稽手两足尊，举头双泪挥。灵山会未散，八部犹光辉。愿从二圣往，一洗千劫非。”大意是：跪在净居寺里佛祖像前，回想自己的人生仕途和近几月来险遭杀身之祸的凶险，种种委曲涌上心头，不由得伤心而潸然泪下。想必佛祖在灵鹫山宣讲《法华经》之会尚未结束，天龙八部正在听经而沐浴着佛祖的光辉。我甘愿脱红尘离世俗随天台二圣慧思、智顗飘然而去，洗净往昔的罪孽和忘掉过去的是是非非而遁入佛门。“徘徊竹溪月，空翠摇烟霏。钟声自送客，出谷犹依依。回首吾家山，岁晚将焉归。”大意是：在即将离开大苏山时，我徘徊在美丽的竹溪月（净居寺古十二景之一）前，再一次尽情地享受着那如烟如霏的空翠碧天。听着寺内传来的送客钟声，我虽走出了苏山谷口却依然恋恋不舍。回头眺望我苏家的大苏山啊，我迟早是一定要回来的。
概括起来，该诗主要表达了四层意思：一是由于诗人过去的经历和仕途太顺畅，从而把生活和人生看得过于阳光，显出惬意。二是诗人原本一文人，既不懂官场的潜规则，又不会左右逢源的刑名之术，才有了险招致杀身之祸和被流放外贬的严重后果。这是诗人对自己仕途最深刻的反思，也是诗人认识到的所遭“乌台诗案”的深刻本质的原因，因而也是该诗的重点和精华。这种反思是诗人醒悟的前提。三是诗人因受佛祖的心灵抚慰和法华经的精神滋润而幡然醒悟，从此看淡世事、清洗灵魂而获得思想和精神的新生。四是只有“吾家山”——大苏山，才是诗人心中永恒的赖以依靠的灵魂家园。
至此，我们了解了“乌台诗案”的原委，应明白和理解诗人在写该诗时的心情背景和为什么诗中的“诉”和“悟”多于“游”了。900多年过去了，但诗人用沉重、缠绵和悲凉的诗句写出的《游净居寺诗并叙》仍浸透着巨大的艺术感染力。人们的心情在读诗中随着诗人的脉搏跳动而变化着，人们为诗人的不幸遭遇而悲惜，为封建统治者和“小人”们的恶劣而憎恨，更为诗人找到心灵的家园而在精神上的重振而欢喜。因此，该诗有力地证明了大苏山净居寺不仅是苏轼在赴黄州途中鞍马劳顿的驿站，更是其思想、精神和灵魂的驿站和家园。正因为有了在大苏山净居寺反思和醒悟的精神洗礼，才使得苏轼在其后半生宠辱不惊，遇到更大更悲惨的贬惠州、贬儋州的苦难而在心理上从容应对，始终把握自己人生的主动权。更显而易见的是，苏轼大苏山净居寺之行直接为他在黄州的洒脱生活态度和达到其一生中的文学高峰打下了基础。
苏轼离开了大苏山，但他没有食言。到黄州后，他多次返回大苏山净居寺。依据有二：一是寺僧在半山上为其修建了让他读书悟禅的读书堂，且黄庭坚、陈季常、杭州天台诗僧佛印、守诠等专门来大苏山看望苏轼，并题诗大苏山。对此，明嘉靖二十六年（1547年）所刻《记梵天寺后裔僧俗复兴序》碑记载：净居寺“及宋时，释僧佛印禅师、道生鲁直真人、儒生东坡先生，是境三教迭兴……”并写下和释守诠韵的诗文。二是沈绍庆在重刻该诗碑的跋中述：“苏文忠公被谪黄州时，好游光山之净居寺，非为接壤于黄，第以福乡灵境，故往往寄啸而逃禅焉。”寺僧们留下的传说更令人叫绝，在徘徊寺前的迎客松下，送行的居仁方丈问苏轼：“先生何时再回大苏山？”苏轼指着身后的同根三异树答道：“待银枝落地时我会回来的。”2000年5月，在“光山净居寺与天台宗”国际学术研讨会召开的前一天早上，净居寺茶场工人们发现硕粗的一枝银杏树干在夜里竟无端地断落在地上，于是工人们大声呼喊：“东坡先生回来了！”是的，苏轼真的回到了“吾家山”——净居寺茶场和县文管会重新在读书台遗址上复建了读书堂，东坡先生的塑像栩栩如生地端坐在堂中。这与其说是“银枝落地东坡回”的一个传奇故事，不如说是光州人民对苏轼的无限思念和爱恋。
四、该诗的“叙”对光山历史文化和旅游的重大意义
该诗的“叙”共用了141个字，这在苏轼其他的诗作中是很少见的。这说明：第一，在苏轼的心里大苏山净居寺的地位之重。第二，只有如此地位之重的大苏山净居寺才会使苏轼的思想和精神得以重生和升华。第三，大苏山净居寺是一个值得苏轼进行人生和仕途反思、醒悟的地方。在141个字的“叙”里，我们看到的是苏轼以大文豪的诗笔记录了大苏山净居寺在我国思想文化史和佛教哲学史上的应有地位，从而使大苏山的历史地位在佛教典籍里有据可查：不仅有至今留在山上的慧思结庵摩崖石刻的实物证明，而且在大文豪的诗作中也得到印证。我们不妨对“叙”予以简析。
“叙”主要表述了三个方面的内容：
第一，对净居寺的地理位置予以定位。“寺在光山南四十里，大苏山之南，小苏山之北。”
第二，认定慧思为大苏山开山之祖师和大苏山是智顗从师于慧思而得法之地。“寺僧居仁为余言：齐天保中，僧慧思过此，见父老问其姓，曰：‘苏氏’，又得二山名，乃叹曰：‘吾师告我，遇三苏则住。’遂留结庵。”“其后僧智顗见慧思于此山而得法焉，则世所谓思大和尚、智者大师是也。”诗人借方丈居仁之口，讲述了发生在我国思想文化史、佛教哲学史上的一个里程碑意义的事件，即南北朝时期，国家分裂，生灵涂炭，以天下为己任的慧思大师在率徒南进南岳衡山至光州大苏山时，因前方战火而遂留结庵。在大苏山上，慧思宣讲法华、般若，著《立誓愿文》《法华经安乐行义》等天台思想和理论精髓的著作，从而揭开了佛教中国化的序幕，吹响了佛教中国化的号角。受慧思名望和其“新法”的吸引，后来成为天台宗一代宗师的智顗冒战火前来大苏山归依慧思而得法，师徒二人在大苏山上演绎了我国佛教史上的千古绝唱——“大苏开悟”。从而使大苏山成为无可争议的佛教中国化航船启锚地、天台思想发祥地。大苏山也因此成为慧思道场、智顗得法开悟之地而载入史册。苏轼还运用艺术的手笔把世代在光州人民口中流传的“慧思遇三苏结庵大苏山”的美好传说记入叙中，从而成为光山文化史上不朽的经典之一。
第三，介绍了净居寺从建寺到“梵天寺”的历史沿革过程。“唐神龙中，道岸禅师始建寺于其地。广明‘庚子之乱’，寺废于兵火，至乾兴中乃复，赐名曰：‘梵天’云”。唐神龙二年（706年）律宗大师道岸回到故乡光州，为追念慧思、智顗二位天台宗师，为报恩家乡，在大苏山之阳建造了气势恢宏的净居寺。唐广明“庚子之乱”（880年）寺被焚于兵火。宋乾兴（1022年）复建，宋真宗特御笔亲题《敕赐楚天寺》。这一是因为大苏山净居寺是佛教天台宗的发祥地，而宋真宗又犹爱天台。二是宋真宗极力提倡教化，大力促进和支持儒、释、道三教共同发展。据资料显示，宋时的净居寺僧过千人，房达千间，可见寺院之兴。对此，“苏门四学士”之一的张耒在《游大苏净居寺》诗中有句：“大苏山下松柏林，路尽重门照金碧。”从中可见一斑（诗见《张耒集》第204页）。
人们只要读“叙”，就会感觉出大苏山净居寺历史地位之厚重、文化渊源之精深犹如春风扑面而来，大苏山为佛教圣地、文化高山之形象就会即刻浮现在你的眼前，并油然而产生无限的遐想和向往。甚至让你真切而自然地感到，大苏山不仅是苏轼心中永远的“吾家山”，也是你心中挥之不去、割舍不断而流连忘返的山。
在苏轼处于仕途辉煌前程无量到命运急转直下祸从天降的人生十字路口上，大苏山净居寺以吞五洲纳四海的博大胸怀接纳并滋润了他，使其既克服了仕途顺坦时的骄奢，又清除了因“乌台诗案”所带来的低迷之气，达到觉悟自醒之境，以轻松自如的心态去对待未来的人生。苏轼也以他一代文豪的名气壮色了大苏山，使大苏山不仅是圣地福山，而且以《游净居寺诗并叙》为标志，从此成为诗城乐地。大苏山的佛气、灵气、文气、雅气交融，近千年来在护佑和熏陶着光州人民。同样，光州人民在心目中永远铭记着他们所仰慕的苏轼。苏轼和他的《游净居寺诗并叙》永远地留在大苏山上。光州人民永远同苏轼在一起，并用自己伟大的力量呵护着他永远不再遭受任何形式的“乌台诗案”之害。
苏轼和他的《游净居寺诗并叙》是属于全国人民的，是属于世界文学宝库的，当然更是属于光州人民和大苏山净居寺的。
